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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俺抵！ �
毛泽东说：１９４２年整风文件上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方针适合于对每个同志。凡是无产阶级内部、革命阵线内部的问题，无论是谁，无论是大小的问题，都应该按照正确的原则在思想上搞清楚，使我们的步骤趋于一致，团结起来，巩固起来，共同去对付敌人。如果在革命的政党和群众的内部不采取这样的方针，而是霸道的方针、打击的方针、宗派主义的方针，那就是我们党历史上那种错误的方针。即利用机会挤掉人家，以这一个小团体代替那一个小团体，以这一个系统代替那一个系统。这样多的宗派小集团的政党，是不会兴旺的。这样的阶级也是不会兴旺的。
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在党内斗争中不从爱护同志的观点出发，不是为了团结、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进行争论。就是一味进行斗争，这是很大的错误。有的人不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从错误中解放出来，而是借他犯错误，把他打下去。说到这里，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的时候，孤竹君的两个公子——伯夷、叔齐在半路上拦住西周的军队，对周武王说：商纣王虽然是暴君，但你作为臣子，用兵去杀国君，这不是“以暴易暴”吗？毛泽东借古喻今，告诉大家：如果拿错误路线对错误路线，把一部分打下去，以这一部分代替另一部分，这就是伯夷、叔齐说的“以暴易暴”。这样搞就是大鱼吃小鱼，就会给党内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空气。我们党内就不好过日子，无论是党员、干部都不大好过日子，天天怕人家排挤。
毛泽东讲了这些道理，最后联系到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说：要在我们党内造成这样的空气，就是互相信赖。原则问题一定要争，但是要从弄清思想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治病救人”的观点出发。反张国焘的斗争搞的比较好，但是还不够，其中还有毛病。如果把那次反张国焘路线拿到现在，就会进行得更慎重一些。张国焘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我们也企图挽救他，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还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反张国焘路线，在群众中、在抗大、在军队中的某些方式，就没有整风以后的现在这样好，还有一些粗暴。那一次我们团结了绝大多数人，除了张国焘、何畏、朱德崇这样三两个人之外。许多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是好的，这一次我们要彻底把问题弄清楚，要有分寸，要有分析。这个分析中，一分是一分，一寸是一寸。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全党，造成党内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胜利了。
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在座有不少同志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讲了时局与任务的问题后，又谈到一、四方面军干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得到的材料，四方面军干部轻视一方面军的没有，就是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对他们轻视，甚至个别地方还挤开。凡是发生这种缺点的地方，责任应是一方面军的。这种关系必须改善，国焘路线已经没有了，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有伟大的功绩。毛泽东提高了声调，郑重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宣布，如果抹杀这一点，就是不对的。要去掉轻视的看法，要真正尊重。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毛泽东指出：要历史地评价同志，态度要好，在使用上要看德（品德）、才（才能）、资（资历）三方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关系是搞不好的。记得抗战开始时，３８５旅中的一、四方面军干部，有的团结好，有的团结不好。派了一个指导员去工作，一去就反国焘路线。把违反群众利益的问题也当国焘路线。有次他给战士们出个题目：“毛泽东学问好，还是张国焘学问好？”结果战士们说张国焘学问好。毛泽东讲到这里，风趣地说：战士们讲得有道理，不然我为什么派那么一个糊涂指导员去工作呢？我是没有学问的。这个小故事引起大家的笑声。毛泽东言归正传地说：以后华北回来的同志谈到关系没有解决，为此中央作了一、四方面军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尚未完全解决问题。今天要严正地采取具体步骤，就是以上所说的那三条。
毛泽东以自我批评的口气谈起１９３７年反国焘路线斗争中的一些失误。他说：１９３７年反国焘路线是有些过分的，在抗大今天也讲，明天也讲，讲得人家根本不想听了还要讲。……关于抗大“暴动”的事情，说许世友等人想杀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暴动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要修正。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自抗战以来，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他们的工作都有成绩，说明他们是好同志。这里得出一个教训：是过火斗争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不能搞过火斗争。
第五部分第２５章：光明与阴暗（3）
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诚恳的态度，深深感动着在座的每个四方面军干部。他们从心里感到中央是信任他们的，是理解他们的。过去受的委屈和背的包袱也都随风而去了。还是毛泽东能团结人，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就能胜利。这些四方面军干部轻装上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涌现出一大批骁勇善战的猛将。建国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优秀指挥员。
张国焘的回忆录，只写到他叛变为止。以后４０年的漫长生涯却只字不提。如果真像他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摆脱中共是弃暗投明，那他何以不说说他的光明生活呢？历史事实证明，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尽屈辱，直至最后被一脚踢开，去过流亡海外的穷困生活。
张国焘在投靠国民党的初期，确实是踌躇满志，想干出一番“成绩”，向蒋介石表现他的才干。当他获悉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后，马上发表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的长篇声明。公然诬蔑“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的轴心而转动”。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彻底露出了他的叛徒嘴脸。蒋介石起初对张国焘也寄予厚望，很快就接见了他，授予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头衔。陈立夫等国民党政要也纷纷拜访，向他请教反共策略。为了保证张国焘一家的安全，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在武昌给张国焘安排了秘密住所，并派专人保卫。国民党以为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来降，大概很快就可以搞垮共产党。
然而张国焘行动起来之后，却四处碰壁，一事无成。他听说陈独秀暂居武汉，便托蔡孟坚找到陈，并几次上门拜访。他们两人有师生关系，又是“五四”和建党的同事，自然很有话说。陈独秀还记得张国焘在上海叫卖《新青年》杂志的情景。谈话间，张国焘表示要重建一个“共产党”，想请陈独秀出山。陈独秀沉默不答，心里却非常明白。他虽然对当年开除他出党表示不服，对王明诬陷他为“托派”表示愤怒，但这毕竟是党内的争端。而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这样的血海深仇陈独秀是不会忘记的。所以，他不会受张国焘的摆布，来为国民党效劳。陈独秀请包惠僧转达口信给张国焘：他没有能耐来组织新党。
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当然要发挥这个叛徒的作用。张国焘原指望在国民政府中捞个大官，没想到蒋介石把他交给戴笠，要他去军统“帮忙”。戴笠得到张国焘，大喜过望。凡是吃喝应酬都带着张国焘去充门面。请客之前戴笠还要特地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是共产党里面坐过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就这样，张国焘从叛徒又堕落了一步，成为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当了特务。
戴笠的酒席是不能白吃的。张国焘做了军统的人，就得为特务组织卖力。他向戴笠提出要办训练班，教国民党特务如何打进共产党内部搞策反和破坏。戴笠满口答应，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第一期开办时，有各地挑选来的一百多人。张国焘给他们讲共产党的情况，给他们分析研究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骗取信任。然而真正运用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张国焘派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