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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时，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虽然我知道他很可能会回一个电子邮件，却依然暗暗盼望他打电话来。我想听听他的声音。
在按下“发送”的前一秒，我犹豫再三，终于在邮件最后加上一句“你好吗？”想了想，又改成“一切好吗？”
第二天，程明浩打电话过来，他说：“我们学校没有化学系。还有，旧金山加大几乎所有系科春季学期都不招生。”
是吗？我的脸一下热起来。我庆幸自己找了一个好借口，却没去想想它成立与否。
“噢，我那个同学目前只是有这个打算，想了解一下情况，”我慷慨地替张其馨撒了个谎，“其实你也见过她，她叫张其馨，跟我们一起来的。”
“是这样。”他的声音很温和，顿了一下，问：“关璐，你好吗？”
“好。”我一直等他问这句话，他问了，我却只说得出一个“好”字。我的气呵在话筒上，热热的。
我问他，“你们那里天气怎么样？”
他的回答出乎意料，“很凉。”
“凉？现在不是夏天吗？”我问。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
我脱口而出，“瞎说。”
“这可是马克·吐温说的。”
“怎么可能？”我很惊讶。
“就是这样的。下午一到五点，风就吹得人浑身发抖。”
“马克·吐温当时大概在失恋吧。”我说。
“你怎么知道？”轮到他惊讶。
“凭我的直觉。再凉，也只有失恋的人才会觉得夏天像冬天。”
他在电话那头笑起来，“你的直觉很有意思。”
“我考你一下。在马克·吐温出生和去世的两个年份里，也就是一八三五年和一九一〇年，都出现了一种罕见的自然现象。是什么？”
“地震？”
“不对。”
“龙卷风？”
“不对。是自然现象，不是自然灾害。”
“我真的猜不出。”他放弃了。
“什么东西每隔七十六年在地球上出现一次？”
“哈雷彗星！”他立刻叫了起来。
“孺子可教嘛。”
“我小学参加天文兴趣小组，一九八六年哈雷彗星回归，学校组织过观看。”
“看见了吗？”
“没有。大概我们的器材比较差。你呢？”
“我对星星月亮没兴趣。不过想想真可惜，一辈子才一次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不要紧，再过六十四年，它又会回来，那时候再看好了。”他的语调很轻松，好像说的不是“六十四年”，而是“六十四天”。
“再过六十四年？我都八十五岁了，”我笑了起来，“我能活那么久吗？”
“我还比你大一岁呢，我们肯定能活那么久的，”他话里的“我们”给了我一种“地老
天荒”的感觉，让我心里很温暖。
第二天，我和郑滢从学校回家。下午五点钟，正是一天里面最热的时候。我们顶着太阳骑自行车，车胎下面的柏油马路黏黏的，像嚼了一半的口香糖，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路边闪过一棵棵形状各异、比人还高的巨型仙人掌。
郑滢一边擦汗一边抱怨，“这鬼地方怎么热成这样？”
“旧金山就很凉快。”
“关旧金山什么事？”
“八六年你看见哈雷彗星了吗？”
她摇摇头，“没看见，也不想看。那时候很多人瞎说世界末日快到了，我当时在暗恋我们班班长，就给他写了封信。那个男生大概从没收到过情书，少见多怪，竟然去交给老师，班主任把我一顿好骂。我的初恋就这么夭折了。”
“他叫什么名字？”
“忘了。”
“信里说什么？”
“说假如世界末日来临，我希望和他死在一起。是不是很恶心？十几年前我希望和那个男人死在一起，现在却连他的名字也想不起来。”
“如果现在就是世界末日，你会希望和谁一起死？”我问郑滢。
“反正不是你，”她嘻嘻一笑，“说正经的，假如世界末日来临，我会一个人找个角落安安静静地死。”
“为什么？”
“我怕那个说好要和我一起死的男人在最后一刻扔下我去逃命。与其那样，不如不要。”
郑滢的爱情观总是快我两拍，我永远跟不上。我宁肯相信会有人真心实意愿意和我死在一起。
她狠狠地蹬一下车，叹口气，“我要是一直跟着‘亨特’，世界末日就真的到了。”
“亨特”是我和郑滢给系副主任起的外号，因为他长得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警匪片《神探亨特》里面的“亨特”，郑滢的助研奖学金就是他给的。这位教授由于两样本事远近闻名：一，擅长拉科研基金；二，善于压榨学生的劳动力。他的实验室门上贴着一张告示：“本室所有助研上班时间为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半，上课除外”，他还叫所有学生把课程时间表贴在实验室墙上，以备监督。他本人每天早上八点风雨无阻准时查勤，生了病也会打电话来，哪个偷懒、哪个迟到，一目了然。
相比之下，我那位长得像汤姆·汉克斯的导师仁慈许多，只是布置工作，叫我定期完成而已。
郑滢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已经怨声不断，“这种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再这样下去，我也要转学。”
郑滢相机里的胶卷冲印出来了。我看着我们在旧金山机场的合照，忍不住打电话给程明浩问他想不想要一张。
程明浩正在感冒，说起话来像拉风箱。
我有点奇怪，“不是都说中国人到了美国，两年内不会感冒的吗？”
他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可能因为我的脖子比较长，所以容易感冒。”
“脖子长和感冒有关系吗？”
“我也是听人家讲的。”他一面吸溜鼻子一面挣扎着往下讲。
“那你到了冬天怎么办？”
“到时再说吧，希望等到冬天，我已经适应这里的气候了。”
我挂上电话，再仔细看那张照片，发现程明浩的脖子好像确实比其他人长一些。我想起他说的“脖子长容易感冒”，笑出声来。
郑滢问我：“你笑什么？”我说：“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我们的样子好土。”
我的心里在想，他的长脖子，到了冬天，好像会需要一条围巾。
我把那张照片翻印了寄给程明浩。几天后，他打电话来说：“收到了，拍得很好。谢谢你。”
我说：“其实我们两个人不应该站在一起拍照，那样会让我产生自卑感。你到底有多高？”
他笑了起来，“光脚量一米八三，穿拖鞋一米八四，穿皮鞋一米八五，穿运动鞋一米八六。”
我光脚一米五八，如此算来，和他身高相差二十五厘米。假如我穿上五厘米的高跟鞋，而他又正好光着脚，就可以缩短到二十厘米。可是，他凭什么要光着脚呢？他起码会穿上一双拖鞋，那么，我们的身高，至少有二十一厘米的距离。
一个同学告诉我，有个网站叫mapquest
看不出，地图上那么短短一条，远得这么离谱。
大概，只有在乎一个人，才会去在意同他之间的距离——一切可以丈量和无法丈量的距离。
以后的日子大家都过得很充实：郑滢天天忙着对付亨特的工作；其馨一心一意地办转学
；我从系里一个中国同学的太太那里借来棒针，把临出国前我妈给我织的一条毛线裤拆了，开始织一条围巾。
我织围巾的技术不算好。记得读大学时某一年的冬天，突然之间所有的女孩子都开始给男朋友织“温暖牌”围巾，我也凑热闹给陈志骅织过一条。我只会织基本的上下针，围巾上也没有什么花纹，还有点歪歪扭扭的，郑滢诚实地说“不要太难看”，其馨的评论是“很朴实”，但那在她的词汇里等于“不要太难看”，可就是这样也要了我两个多月工夫，等围巾织好，冬天也过去了。
那果然是一条“温暖牌”围巾，陈志骅为了让我高兴，在二十度的室温下鹤立鸡群戴了一天、吸引无数眼球后就把它压到箱子里了。
第二年冬天，我留心看他会不会拿出来戴，可是他没有。他在大冬天光着脖子走来走去，也没有戴那条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