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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哇，”她说∶“这样好啦，以後我每天多给你打几个电话，你就会开心了。”
接下来，她是真的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或者是在单位里的时候，尽可能地抽时间陪我聊几句。那时候，我真的有了一种感觉，她既像个老大姐，又像自己的母亲一样，见到她便有一种亲切感。没过多久，我对她便有了一种信任和依赖感，与她通话似乎成了我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份，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份。有时候她如果没有打电话过来，我便主动地给她打电话，主动地和她谈起自己内心中的苦闷。不知不觉间，我们之间最初的角色就转换了，变成了我主动地打电话找她，主动地向她讲述自己。
似乎每次的开场都是差不多的，我会问∶“琳达，你会不会觉得我老是打电话来，很烦人？”
“一点都不”她说∶“你知道，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麽十分的投缘，我们就像是母女俩一样，你能主动打电话给我，说明你对我的信任，我对此非常感激，那至少让我觉得自己看上去还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大约是在１９９６年９、１０月间，我一连几个星期没有接到克林顿的电话，心中非常烦燥，於是第一次向特里普提起了这件事。像我以前提到此事时一样，我并没有向她说明此人是谁，我只是告诉她，我与一个有妇之夫有着特别的关系，但我现在已经几个星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麽事；因此，我感到非常的惶恐，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同时，我又觉得十分的不甘心，因为我们的关系看上去是那麽的好。我完全陷进了这件事情之中，如果他真的与我断了我的话，我真不知自己该怎麽办。
“是白宫里的人吗？”她问。
我没有告诉她实话，我说∶“是一个与白宫有着特别关系的人。”
这样的回答至少可以作许多种不同的理解，其中有一种就是此人并非白宫的要员，而是一个与白宫有非常关系的特殊人物。但实际上我没有说假话，因为克林顿当然与白宫有着特别的关系。
说过这些话後，我就感到十分的後悔，因为我和克林顿之间的秘密，是超级秘密，绝对不能轻易对别人说出来的，现在，我竟然说了，那就等於我出卖了自己和克林顿，成了一个对我们的感情不忠实的人。这件事，对我的良心是一种挑战，或者说是对我的品行的一种严峻考验。同时，我也会为自己找一些理由，因为我毕竟没有说出最关键的东西，只不过提到了有这样一件事。既没有详细说明这件事的细节，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与什麽人有关，这或许还不应该算是泄露了我们之间的秘密吧，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那时我暗自下决心，以後绝对不能再跟特里普谈起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心情极度复杂的时候，往往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留神的时候，很可能将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说出来。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恶习，我也曾想到过要改过来，但实际上，我一直都没有改掉。不过这次，我是下了决心，暗暗告诫自己，以後再不能与特里普谈论这件事。
然而，我实在是太幼稚了，没有想到一件秘密在对任何人公开之後，就已经不再是秘密了，哪怕公开的部份再少，那也是公开了。
事实上正是如此，有时候，特里普见我闷闷不乐的时候，便会主动问起∶“怎麽啦，莫妮卡，你看上去心事重重，是不是我们那位白宫的朋友又忘了给你打电话了？”
我并没有纠正她的说法，因为她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且，从另一方面理解也不错，我的确是那样告诉过她。我没有纠正的另一个理由，是我的心情实在是糟糕透了，我根本就没有兴趣纠正任何的事情，或者说，我甚至连多说几句话的兴趣都没有。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了无生趣，绝望至极。
她於是再说∶“我能帮助你吗？莫妮卡，亲爱的，我真的很替你担心。”
或者会说∶“莫妮卡，振作一点，你应该忘了那个家伙。相信我，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快乐，他只会让你痛苦，而他却永远不会跟你分担这一切。你信我的话没错，忘掉他吧。”
是的，我是不想再与她谈起克林顿，但这样的谈话多了，我在心理上便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我们之间都非常熟悉那件事，那并非我一个人的秘密，而是与特里普共同的秘密。尤其是在那种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对於守密的警惕性就会非常的弱，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特里普是个知道一切的朋友。
只有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将心中的秘密告诉身边的人，实在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因为我们太经常地见面了，时间一长，这种心理上的错觉就不可避免，後来甚至会将这种错觉误认为是真实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後来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到底向特里普说了多少，或者说哪些是我告诉她的，而哪些是她猜到的。她在我面前不断提到“我们白宫的朋友”这件事，最终对我造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使我认定她已经知道了整个事情。
正因为心理上有了这样的改变，因此，在以後的某一个时间里，我可能会与她多谈几句。我多谈的这些部份，又成为她对我进行更进一步心理暗示的基础。我绝对没有想到，她实际上在对我施行一种特殊的社交工程术，那绝对是一种百份之百的特工手段。
不知不觉间，我就陷进了这件事中，我告诉她的事情越来越多。
如果她是我以前的那些朋友，即使我告诉她这些事，也不会有丝毫危险，因为我一直都对此充满着警惕，我觉得我对她所说的话已经十分的审慎了。
然而，我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她在白宫呆的时间比我要长得多，她熟悉那里的一切，差不多熟悉白宫里的每一个人，知道许多有关他们的道听途说的事情，也非常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爱好，甚至是他们说话的方式。另一方面，她是一个虽然未经正规训练，却是十分出色的特工，她非常清楚应该怎样引导别人说出内心的秘密，并且非常熟悉怎麽对这些谈话进行整理，从中找出最本质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我自以为向她讲述的一切都不涉及问题的实质，但实际上，她已经凭着职业敏感猜到了那实质到底是怎麽回事。我想，她一定花过大量的时间对我们的每一次电话进行认真仔细的分析（我一直相信她保存着那些电话的录音），然後找到了“我们白宫的朋友”的准确理解，并且从另外一些我目前还不十分明确的谈话中，抓住了几个要点进行了综合的分析，最後得出一个连我自己都绝对不可能料到的结论∶我所说的那个人，正是美国总统克林顿。
我想，那位发现了特里普有着特殊潜能的那位老兄在知道整个事实之後，一定会感到得意，因为他在发现一位特工人才方面的确是眼光独到。而特里普也并没有辜负这位恩师的期望，她干得十分的出色，那种综合归纳、去伪存真的功夫，简直就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前苏联解体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否则，我们的特里普女士有可能被派往莫斯科，在与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克格勃特工的斗智斗勇之中，她一定可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女英雄。她的才能竟然没有发挥的战场，实在是一件太令人遗憾的事。
特里普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些生不逢时，她对自己目前所充当的角色十分的满意，而且干得十分的投入。
很可能是在她意识到我所说的那个人是克林顿之後，我们之间的谈话便出现了一些变化，我现在很难说清这种变化到底是由谁引起的，但我却有另外一些证据证明，问题的关键正是出在她身上，因为我从来都不会向别人提起克林顿，更不会主动地讨论与克林顿有关的所有事情。无论在什麽场合，如果一定要提起那个坏小子的话，我或者会说“我们的大老板”，或者会说“我们的大帅哥”，绝少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有一段时间，我和特里普经常谈到克林顿。
在当时看来，提到克林顿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因为四年一度的竞选大战，正处在如火如荼的白热化阶段，克林顿的前途似乎还胜负难料，同时又有许多的美国人民为他而疯狂。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你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无论是你走在大街上，还是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机，甚至是与朋友通话，话题都会引到大选上来，总统候选人几乎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