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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3）
到达爱荷华的那天，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来机场接应，当他听说韩少功曾经是红卫兵时，立即露出惊悸的神色，停车招呼自己的同伴：来来，把这个家伙丢下车去！在很多海外中国人眼里，红卫兵是类似纳粹冲锋队的极端恐怖分子。无论你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他们都无法理解中国的那段历史。红卫兵在西方人那里的知名度是韩想不到的。参加讨论会时，作为作家的韩少功自然要谈到前辈鲁迅、巴金、沈从文，但人们听得一头雾水，脸上皱起一圈圈的疑情，当谈到红卫兵，人们似乎已经了然于心，并对眼前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红卫兵暗生疑惧。
旧金山的一个深夜，和朋友看完电影《长城》出来，在门口碰到一个身体清瘦的金发碧眼的姑娘抱着一大摞传单在分发，传单上是已故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像，和红色经典《白毛女》的剧照：喜儿劈腿一跃高高举起来复枪，落款是黑体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这让韩少功感到有些奇怪。老红卫兵的心里浮想联翩，从流血牺牲的革命想到革命胜利之后的自由与繁荣，想到法国大革命，想到曼哈顿四十二街红灯区，“那里有性影院、性商店、性杂志、性表演，比比皆是，脱衣舞厅总是撩门帘半边，让别人瞥见里面狂野的观众和聚光灯下扭腰撅臀的条条身影。……美国确实有很多自由，但也有脱衣舞女出卖肉体的自由，有醉醺醺的色鬼们来凌辱女性的自由，有奸商们用人类的堕落来大发横财比众多诚实的劳动者和创造者活得更神气活现的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为了争取自由，人类历史上曾经发动过多少次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有多少人头落地，代价可谓惨烈。可有了自由，人又能怎样，又有什么出息呢？有多少人不是在滥用自由，作践自由，廉价地出卖自由？使自由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有害无益，追求自由时表现出来的高尚人性，获得自由之后又坠落成为一种庸俗乃至肮脏下作的东西。于是他想到：“当年慷慨赴死的先辈，是否愿意看到他们的女儿和孙女儿，正在享受着自由卖身的权利？是否知道她们的顾客，正在自由地吸毒，自由地豪赌，自由地醉生梦死，自由地视前辈的献身精神为狗屎不如的‘傻帽’？”（同上注）于是他想到了赫胥黎老人的危言：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不能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外部毁灭；如果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内部毁灭。他问自己：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美好的人性吗？有更多欢乐更为合理的社会吗？充分自由的社会里，人性的高贵成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在一条小街斑驳的墙壁上，他看到一条醒目的标语：“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然有人仰望星空。”
在美国的日子，他还见到了湖南师范学院的同学梁恒，他正在主编一本名叫《知识分子》的杂志，并主持着一个基金会的工作。他告诉韩，他已经与“###”闹翻并脱离了这个组织，在他新写的书《噩梦之后》里，充满着对中国改革的赞许和希望。自称已经是进入美国中产阶级的梁恒，在金碧辉煌的饭店里请韩少功吃饭，两位老同学好不容易坐到一起，但在谈笑风生之余却有些惶然，不知说什么才是。
1987年6月，韩少功到湖南省怀化地区，以林业局副局长的身份体验生活。作家到基层社会挂职体验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安排。作家柳青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挂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在乡下与农民一起生活劳动。1985年11月，韩少功也曾经到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团委挂过副书记职务。这种挂职扩大了作家的经验范围，为他们了解某个社会层面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挂职体验与全职工作有所不同，有相当充裕的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利用这些时间，作家照样从事写作。
这一年韩少功主要的文字工作是和二姐韩刚共同翻译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年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昆德拉把政治生活与人的生存体验、哲学与小说结合起来，并采用一种夹叙夹议的方式自由书写，中间甚至还夹有一些名词解释，让人耳目一新。书中提出的关于存在的轻重问题，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别的启发性，因为，刚从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想象中走过来的人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摆脱生命存在之重，他们缺少轻的体验，也很少有人想到轻的一头可能发生的事情。尽管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但两姐弟精良的译笔还是给本书增色不少。该书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后，在三个译本中脱颖而出，被视为最佳译本，一直热销至今。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1）
1987年底，中央政府决定把海南岛改制为一个特区省，把这个曾经是穷途末路的热带海岛当做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船，推到了许许多多幻想家的面前。一时间，数以万计的人怀着发财发迹发达，挣脱原旧背景关系的愿望，奔赴这块低纬度的土地，使它像诺亚方舟一样拥挤和沉重。他们当中有怀才不遇者和不甘寂寞者，离婚者和无法离婚者，离职者和无法离职者，无职业者和流浪窃贼，逃案犯和刑满释放犯，当然还有出身高贵者和腰缠万贯者。他们像一支杂牌混成旅在秀英码头陆续登陆，带着有限的本钱和无限的情愿。一对对闪闪发亮的眼睛，扫视着椰子树的土地和天空。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看到如此高洁的天空和轻柔的浮云。在众多攒动的人头中，韩少功是引人注目的，他和叶蔚林等一帮湖南作家一起南迁，人未到名字就在岛上叫响，成为一种号召。
1987年4月，韩少功参加由《钟山》杂志组织的笔会，第一次来到了海南岛，被这里白天的清新爽朗和夜晚的深邃浩瀚所吸引：“海南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大陆中原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暗处。而这一点，正是我1988年渡海南行时心中的喜悦——尽管那时候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的道路连一个像样的交通标志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引诱着我。”（《南方的自由》，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回去不久，听说这里要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便鼓动叶蔚林等作家一起前来创业。1988年春节的这一天，他将房子留给性格爽朗、笑声嘹亮的保姆游阿姨，和妻子女儿带着自家的全部积蓄乘上从长沙到湛江的火车。动身时口袋里揣着他的辞职报告，他太太的工作关系（尚未找到接收单位），女儿的转学证明，还有被褥脸盆热水瓶等家常用品，于大年初三坐船抵达海口秀英港。这一去他决计破釜沉舟，不打算吃回头草。
韩少功向往“一个精神意义的岛”，他一直在寻找当年那只飞过蓝天的鸽子降落的地址。这次南迁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一个最完善的社会细胞，在一个有限的部落里，克除地球上现存各种制度的流弊，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自由、人权、民主、高效、富裕等，完成人类理想的安全着陆。这是自少年起一直萦绕心怀的未圆之梦，这个梦曾经在汨罗江边磨损过，现在他想完成它，了却一个未遂之愿。当然，这是经过现代主义改造的红卫兵理想，不完全是旧梦的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