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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子里装新酒（4）
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我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把刊物办成一般的学报，不要搞成“概念空转”和“逻辑气功”。那些事情也不错，但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天涯》应该让思想尽量实践化和感性化，《特别报道》栏目就是根据这一要求进入设计。它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相当于思想理论中的大众版本。严格地说，它与常见的所谓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它的作者不仅应就某一重大主题有思想理论上的全景观察，而且还应有翔实的事实例证和尽可能生动的表达。作为1997年这个栏目开办时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道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只好由我来试着偷偷炮制。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我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笔名“雷斯”就是“累死”的意思，“范闻彰”则是“（示）范文章”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连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切磋和探讨，吓得我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以作遮掩。我原来以为，有了这一口大大的砖，一块块宝玉跟上来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刊物发什么作者就跟着写什么，这是编辑工作中的常见现象。但这一次我们估计错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信息大餐的。学者不热心叙事的絮叨，作家不习惯理论的艰深，而有些记者写来的稿件不是有质无文的“干”，就是有事无理的“浅”，这个栏目的理想作者队伍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好几次无米下锅之际，我们只好让后来调入的编辑张浩文、李少君也冲上前台直接出手，还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单正平来紧急“救球”，逼着他又写又译，充当这个栏目的主打。好在他是一位模范家属，受点委屈也忍着。
至于其他一些栏目如《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等等，虽然都是大板块，却没有什么特别了，连栏目的名称也直白无奇。也许，一个刊物需要创意，需要变化，但其实并不需要处处特别，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更需要一些沉稳、笨重、木讷甚至保守，正像每个餐桌上都需要一些并不特别的面包或者米饭来充当主食。我曾经毫无道理地说过，中年人办刊物尤其应该这样。处处特别的要求只合适奇装异服，只合适挤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学。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定牛皮纸做封面，选定汉简隶书做刊名用字，选定五号正宋作为刊物的当家字体，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态，决不使用消闲杂志或者青年杂志常用的那些花哨字体。1999年，蒋子丹兴高采烈地从自来稿中发现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沉静、忍耐、同情、奇思妙想、质朴大方，就体现了《天涯》的文学理想，就是不适合用花哨字体印刷的。以致后来刘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张畅销大报中出现，被各种时文和一些花哨字体包围，我的第一感觉是：刘亮程这回算是“误入不正当场所”。
《天涯》的产品改型就这样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并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这样的刊物有什么新鲜吗？细想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严格地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
主编蒋子丹放下了自己醉心的写作，按照韩少功的说法，她把团体赛当做个人赛来打，成了一个跑全场的足球运动员。组稿原来是她的强项，现在，排版设计也成了她的强项，还有发行，也成了她的强项。晚上9点以后是长途电话半费优惠时间，她的电话总是从北向南次第拨打，在人们熄灯前完成有关约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讨。为了增加杂志的发行数量，她一个人面对全国数十家零售书店的老板，用她的机敏和凌厉与他们讨价还价，催款结算。有时要追回一笔小小的货款，得打上几十个电话。这个时期中国商业领域的信用，实在让人没有一个好心情。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瓶子里装新酒（5）
出于海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编辑人手不足的考虑，杂志社聘请了李陀、南帆两位著名评论家作为特邀编审。
韩少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做一种政治试验来完成。与书本上的理论不同，实践需要依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在操作过程中，他发现民主程序是必须悉心设计的，有时候需要向弱势的一方倾斜。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1995年开始的海南省青年文学大奖评比就采用了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2000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和机关两次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得出的结果与民意测验没有多少出入。
当然，民意的表决并不见得总是正确和符合道义的，民意受到表决者浅近利益和知见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他警惕把民主当万能膏药来对待的态度。在涉及超出这个群体眼前利益范围的事情时，在民意可能受到特殊文化因素左右和强奸的环境，民主都必须慎用。在一些需要专深知识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事情上，也不宜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来表决。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入，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来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如果拿来投票表决，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主流意见。“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些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或者什么委员会，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相反，理智和成熟的民主一定要给自己装上某种安全制动闸。”（同上注）在这些政治实践中，韩少功身上的世俗智慧得到了运用。深受重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影响的他，注重理论的实践品格，在大原则的执拗之下，讲究策略的灵活变通甚至手段的应机运用。比起书生气浓厚的迂腐的知识分子，韩少功要多出几分江湖气。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一文，曾经指出韩少功骨子里充盈着东方人含蓄的狡猾，说“只要你细心观察一下韩氏谈笑时黑眼珠子间或一轮，言语中须臾片刻的迟疑和停顿，就可知道他的锋芒和精明了”（《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此言并非捕风捉影。倘若没有原则上的坚定性，一个灵活机巧的人可能会演化成为一个混世魔王；倘若执著于原则的坚定性，缺少应对复杂局面的灵活身段和手腕，一个人的理想很难进入实践操作的层面，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善良的愿望最终也就成了空谈。然而，那些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理想坚定性的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