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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事件是新时期文学史上争议最激烈的公案之一，有众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争端之中，然而，他们最终要闹明白的，不是作品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败得失，而是作品是不是抄袭这样至为简单的问题。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和道德问题，但却被许多人当成正常的、健康的文学批评来对待，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马桥事件真是中国文学的耻辱。只要读过《马桥词典》和《哈扎尔辞典》的人，都会对“抄袭”、“照搬”一说感到莫名的疑惑。虽然同样冠以“词典”的书名，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实在悬殊，以至于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还得花费许多心思。
马桥风波之后，韩少功后来又写出了《暗示》、《山南水北》等与《马桥词典》同样有分量的作品。回顾马桥事件，我们不禁庆幸，如果关于《马桥词典》抄袭、剽窃的指控作为“正常的文艺批评”得以成立，酿成一起冤假错案，我们会不会因此封杀了一个优秀作家？经过马桥事件，人们应该更加清楚合理批评与恶意诬陷和人身攻击的界线，中国文人应该比其他阶层更有涵养，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和人格，不能因为观念的分歧就肆意糟践它们，以图出一口恶气。在维护事实真相和人格完整的伦理前提下，批评家仍然有巨大的空间可以自由驰骋。
进步的回退（1）
作为一个行动者，韩少功的心志少有旁骛。心志专精者往往失之迂直，但他却善于在生活的流变中迂回地把握自己。不是每一条偏僻的小路都通向辉煌的殿堂，但是每一条康庄大道都有走到尽头的时候，任何聚宴都指向一个离散的结局，这是人人都听说过的道理。韩少功的机敏在于能够弃舍，在康庄大道熙熙攘攘时悄然拐出，另辟一条羊肠小道；在觥筹交错的时刻抽身离席，“一次次回到一无所有和从零开始”，避免收拾残局的狼藉。用蒋子丹的话说，“韩少功的明智，恰在于他正值春风得意还想灯火阑珊”（《〈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走到光明，比在一条光明的道路上走到黑暗是要好些。
90年代后期，文学题材的类同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个性充分伸展的时代，奇怪的是，个性化的追求最终指向一些不约而同的共性。尽管社会的阶层和角色的分化越来越悬殊，但人们内心的愿望却趋于一说，从君子到庶民皆以物欲为本，皆以身体为尺度。一个时期，在《天涯》的小说来稿中，竟然有近半是写红杏出墙和多角恋爱的，小说中的人物玩世不恭、嬉皮笑脸的做派也如出一辙，人物活动的场所也在从商场、酒吧到宾馆床笫之间的一条线上。在作家同行之间的交流中，除了插科打诨的玩笑话和有色段子，剩下的就是耳熟能详的事情。城市生活就像它的建筑面貌一样，在复制中迅速同质化，人们在精神上也迅速向右看齐，就像操场上的士兵。多年的城市生活没有养成韩少功情感上的认同归宿，反而还有了愈来愈强的疏离感。他的心似乎始终漫游在城市之外的野地里，彷徨于古老纯净的月光之下：“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山南水北？扑进画框》）
韩少功不是一个凭天才写作的人，虽然他不缺少想象力的禀赋，但他的作品更多是来自经验和对经验的研磨与读解。在这一点上，他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许多先锋作家很不相同。先锋作家更多是凭想象力，凭天赋的才华写作，天马行空，妙笔生花，富有浪漫的诗意和梦幻色彩。这种写作方式在小件作品的创作上显示出艺术的魅力，但在大部头的创作中却变得捉襟见肘，因为缺乏经验的支持，想象力难以为继，虚浮、玄诞和重沓不可避免。因此，先锋创作往往只是作家文学活动的一个暂时的阶段，他们笔下飞出去的鸟群终将降落于经验真实的湿地，成为立地行走的物种。韩少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广泛涉猎多种学科的知识，但他更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的知识准备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生活的经验，对现实有新的发现。在生活中，他特别重视扩大自己的经验范围，避免自己的生活圈子化，避免经验重复导致的麻木和熟视无睹。在写作中，他警惕作品对经验的过度逾越，从而丧失文字的可信度。对于一些经验的盲区，一些找不到真实感觉的事物，他都尽量避免去触及。虽然他在城市的街巷里活动了很多年月，但他还是很少写到现代城市的生活，而且他也很少描写女性的生活。他写得最多也最为得心应手的还是上山下乡那七年的乡村经验。在城市生活中，他缺少全身心的融入，缺少人与环境打成一片的如鱼在水的感觉。因此，他说：“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频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我还知道，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我愿意心疼、尊敬以及热爱的你们。这样，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我愿意在那里行走如一个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山南水北？回到从前》）
进步的回退（2）
重返乡村，和农民一起面朝土地，过一种晴耕雨读的生活，换一种方式来经验人生，是韩少功蓄谋已久的行动，也是他和妻子守候多年的秘密。他喜欢清静，喜欢在水光山色之中与自然合二为一的适意感。早在1986年，他的妻子梁预立在《诱惑》一书的跋里就曾说到，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回到农村去，回到鸡鸣狗吠中去。多年的城市生活非但没有让他在水泥地板上扎下根来，反而平添了“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慨叹。其实，文人墨客中，像陶渊明那样怀有这种桃源梦想的人不会少，但许多人只是梦想而已。韩少功是一个不让愿望胎死腹中的人，想好的事情他就必然坚决去做。
就在马桥诉讼还在进行之中的时候，韩少功就和妻子开始寻找适合他们落户的乡村。当初他曾经考虑过海南乡下，只是因为不懂海南方言，与当地农民沟通不便，最终放弃了。于是回到湖南，在长沙方圆二百公里的农村看了很多地方，终于他还是选择了汨罗的八景乡。这地方是一个水库区，有山有水，民风也淳朴，而且交往起来没有语言障碍。他曾经下放这一带生活了七年，对此地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当地政府对这位老知青再次前来“插队”十分欢迎，他们表示要免费赠送土地，但韩少功还是坚持出钱购买。他以两千元一亩的价格，把八景峒小学旁边一片凸进水库湖区的荒地买了下来。设计好图样，他就委托当年下乡时的农友监工，开始了房屋的建设。虽然只是一幢二层的小楼，还是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竣工。他原想要建的是沉静古朴的青砖房子，实际上建起来的却是性质热烈的红砖房，因为那一带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工艺也已经失传，烧出来的青砖色彩驳杂，质地粗劣，不成材料，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