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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还会有夏天，还会有蝉鸣和绿荫，还会有阳光下的行人，但我们将在那个世界里缺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将来的欢喜或忧愁，和平或战争，富裕或贫困，正义或不义，似乎也与我们没有关系。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忘记。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丢失。我们免不了也会改头换面，最终松开对方的手。
在找工作一再碰壁、看来很难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韩少功鼓起勇气登门造访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领导。此时情况也有些变化，昨天的迫害者眼下也遭受运动的冲击，这位领导自己也在写检讨。他表现得特别客气，以对待大人的态度来接待韩少功，一再热情地请他入座，给他泡上热茶，谈到他父亲一事时还偷偷拭泪。韩少功谈了家里目前的困难情况，要求单位对父亲的死给一个明确结论，并按政策给予应有的生活补助。领导满口答应，说他会尽快召###议讨论。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经过层层研究和报批，父亲的问题被含混地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但诸多政治疑点尚未得到明确说法，据说要等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但这一条已经管用：按照干部管理有关政策，韩家可继续居住机关宿舍，政府还给他母亲补助抚恤金每月十二元钱，未满十八岁的子女也可获得此项生活补助。这些许的恩惠，无异于寒冬里投下的一束暖阳，缓解了一家人的生存危机。
父亲逝世，迫使韩少功在心理上断乳，弃学、寻找工作等一系列行动，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早熟的男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站立起来。
血色的早晨（1）
有了父亲原所在单位支付的生活补贴，韩少功回到长沙第七中学继续学业。但此时学校里红色浪潮日益高涨，老师们大多成了牛鬼蛇神。长沙城里的革命并不因为像韩少功父亲这样的敌人自我歼灭而停止，因为当权的走资派还未被打倒，群众组织之间的纷争更是高烧不退。大字报批判会等形式的文斗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舌与笔的文斗升级为血与火的武斗。红卫兵分成几个不同的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占据了各自的教学楼，从军需仓库那里抢来五四手枪和五六式步枪、苏式骑枪、驳壳枪、手榴弹甚至高射机枪，把对立派当做敌人来加以防范或打击，城里经常可闻枪炮声，很多单位的大门口有碉堡和铁丝网。
年纪尚少的韩少功属于红卫兵中的温和造反派，也是学校里的主流派，在对“保皇派”和“极左派”的两面应战中逐渐壮大。他跟着高年级同学学会了打靶和投弹，但作为兵团宣传部的主笔，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起草各种相当于“社论”级别的重要文章，还常常提着糨糊桶上街刷标语，操起铁笔和钢板刻写蜡纸，编写油印小报。他蜡纸刻写技术越来越出色，不仅使油印小报十分美观，广获赞誉，而且还能用蜡纸和红油墨伪造公章，几可乱真。凭着这种立等可取的假公章，一些同学居然可以顺利地到火车站取到内部专用票，到北京或广州玩耍。
主流派控制了学校里封闭多时的图书馆。这使他们可以擅自启封，破窗而入，自由择书，一袋袋地背回寝室去饱读。普希金、巴尔扎克、巴金、叶圣陶、杰克？伦敦、莫泊桑、海明威、柯切托夫等就是在这时候进入韩少功的视野。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等，也常常成为学生们深夜争论的话题。一个表面上文化封禁十分厉害的时代，对于这些中学生来说却是阅读十分自由的时代——至少比“文革”之前要自由得多。这当然是一例奇怪的现象。父亲之死也并未使韩家兄弟姐妹丧失精神的支撑，作为父亲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强大、坚定和明确的目标等属性，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中并不缺少。况且姐弟四人当时都是没有世俗个人利益计较的乌托邦追求者。斗争如此火热，前途如此光明，死一个人实在算不了什么。何况所有红卫兵战友都认为韩家父亲之死是一大冤案，都将其视为“走资派”专制下的罪恶，这使韩少功倍觉温暖，也在革命旗帜下看到了个人和家庭的希望。
1967年夏日的一天，韩少功回家时经过一片街区，遇上了一场混乱枪战。一粒黄色的子弹命中了他，在大腿上钻出了两个洞，鲜血喷涌而出，把短裤和鞋子都浸透了。这是一颗极其肤浅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愚蠢的子弹，它留下的疤痕虽大却不值得炫耀。扣扳机的人所瞄准的目标不是他，他也不是冒着这颗子弹的威胁去占领某个高地。然而，这子弹的意义正在于它的偶然性、盲目性和愚不可及性，它剖示了生命的本质——无辜。如果当年这颗子弹夺去了韩的生命，就不会有后来许多的事情，顶多只是留下一个无解的哑谜。不过那时的武斗者并不特别下流，躲入民房的韩少功事后居然被他们找到，送入了医院。他发现这个医院已成了战地专用医院，一批批武斗受伤者被送到这里，其中有些重伤员是军人用直升机从远方送来的。医生们在冲锋枪和手枪的威逼之下做手术，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慰问伤员的文艺演出则在血迹零乱的病室里进行。
架着拐杖的韩少功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慰问，收到了牛肉罐头、水果和大红花。使他震惊的是，一个个抢救无效的青年则被蒙上白布，送入太平间。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泛滥，是一场民族的浩劫，这在史书上似乎已有定论。但它的发生绝非偶然，它对中国社会人心的影响是复杂的。不然，它如何能激动了那么多中国知识青年的心灵，使他们全都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极“左”路线绝非自“文革”开始，“文化大革命”激动人心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一个新的极“左”路线冲击一种已成定局的极“左”路线，使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各种被压抑的社会心理能量得到释放。这种对现实的不满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只是不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得到释放。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文革”的意义是复杂的，各种社会身份的人都想通过这场运动，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参加运动的不同教养、不同观念的人，也自然而然地赋予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以特别的意义。在后来出版的《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中，韩少功还提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知识分子，也站出来造反。在长沙，由他们组成的黑鬼军团名噪一时。他们认为，“反右”是“十七年黑线”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他们平反。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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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的早晨（2）
缺乏体制内民意表达的日常机制，势必导致不良社会心理能量的积蓄。然而，民意的表达一旦煽动成为一场政治风暴，升级到突破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程度，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无政府主义，代价的惨重也将难以避免。“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青年红卫兵的政治狂欢，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一旗号下，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激烈的对抗，与青春相伴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冲动得以以一种极度喧嚣、亢奋和无上荣光的方式喷发出来，令他们陶醉不已。于是，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异议被无限升级成为武装斗争和人身消灭，不顾及一切可能的后果。老红卫兵韩少功回忆起当年挂上“红卫兵”袖章时的激动时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明白秩序是可以打破的，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能服从；另外，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真正打开了视界。过去，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你是不敢与他对抗的。忽然一夜之间，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了，这似乎给了民众一种解放感，一个莫名的希望，好像一切不合理的都可以得到改变。当时虽然不能反对领袖的思想，但有解释领袖思想的自由，比方说你那一套毛泽东思想是假，我讲的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在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之前，学校处于无政府的学生自治状态。学生们也自发下厂和下乡劳动，但更多的精力耗费于派性争斗。两派之间的争吵和扑打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对立派的学生前来偷袭，往楼上扔手榴弹，不料手榴弹被楼道栏杆挡住，没有炸到栏杆边的韩少功，落下楼来爆炸，在地板上炸出大坑。把浑然不觉的韩少功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