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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纪结束之前，白人却早已习惯了大量的黑人官员、黑人警察、甚至黑人部长、黑人军队首脑，更不用说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黑人白人的共同活动，甚至已有了不少白人与黑人的通婚；而在21世纪开始之际，甚至已有黑人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
就马丁·路德·金个人而言，他不但在生前获诺贝尔和平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而且他的生日早被确立为法定全国假日，这在从国父到各界名人的行列中也极其罕见。最主要的是，他也同甘地一样，不但成了他本国良知的代表，还成了人类良知的代表。而这一切所证明的，恰恰是同样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马丁·路德·金的精神力量之强大，恰恰是他和甘地、曼德拉等所代表的非暴力抵抗的精神力量之强大。而这种精神，往近处可以追溯到托尔斯泰和雨果，往远处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的许多伟大思想家，究其本源，还可以追溯到各大文明的创始性人物耶稣、苏格拉底、佛陀和孔子。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就马丁·路德·金来说，他的这种精神之强大，是来源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但他认为基督福音不是个人精神的福利奖券，而是社会公义的实践要求。但在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他认为“爱心是我们惟一的武器”。他说：“‘爱你的敌人’……是指圣经希腊文的agape（圣爱），是无视敌友亲疏、仿效上帝的无私博爱。”这种爱有一种最根本的神学肯定作为存在基础，即“上帝就是爱”。
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强大到不在乎胜利与否的地步──他领导的运动参加者要遵守的“非暴力十诫”中有一条是“要争取正义与和解，而不是争取胜利”。这令人想起林肯的名言：“我关心的不是事情能否成功，而是事情是否正当。”
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强大到视“受苦”为“救赎”，甘愿自己流血牺牲的地步──他说：“要争取自由，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而流的血必须是我们的鲜血……无辜受苦是有救赎力量的，它可以取代欺压者与受压者双方苦毒怨恨的悲剧结局。”这更令人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
这种来自信仰的精神之强大，在马丁·路德·金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就表现为一种道义上的强大或道德上的自强。为他在复杂的处境、艰难的斗争和内心的矛盾中提供了坚如磐石的基础的，正是这种道德自强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任何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来说，是经费的或经济的、武器的或武力的力量都不可比拟的。
马丁·路德·金已经去世33年了。但是，这本书所提供的他的言行，对于当今的世界来说，不是仍值得思索吗？这些言行所树立的崇高榜样，对于当今的人类来说，不是仍值得效法吗？
（选自《我有一个梦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二、关于“非暴力反抗”（何怀宏）
为了让读者对这一概念有一较完整的了解，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罗尔斯对“非暴力反抗”的定义。他将“非暴力反抗”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行动，一个人诉诸共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宣称按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
罗尔斯对这一定义的解释如下：
1．它是一种违法行为，虽然是出自良心的违法，但却还是违法。并且，它不仅包括直接的“公民抗命权”──直接违反要抗议的法律；也包括间接的“公民抗命权”──如通过违反交通法规来引起社会注意而表达自己的抗议。
2．它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向拥有政治权力的多数提出来的，是由一些政治原则而非个人的道德原则和宗教理论来指导和证明的，它诉诸的是那个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
3．它是一种公开的行为。
4．它是一种非暴力的行为。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表达深刻和认真的政治信念，是在试过其他手段都无效之后才采取的正式请愿，也是因为它是在忠诚法律的范围内（虽然是在这范围的边缘上）对法律的不服从。这种忠诚是通过公开、和平以及愿意承担违法的后果来体现的。
马丁·路德·金也曾对他领导的“公民抗命权”运动的基本原则“非暴力反抗”（nonviolentresistance）作过详细说明，他认为这一“非暴力反抗”的6个特征是：
1．它并非消极，而仍是反抗，且从根本上说是强者的手段；
2．它不寻求打败或羞辱对手，而是要赢得他的友谊和理解；
3．它抵抗的目标是指向邪恶本身而非在行这种恶的人；
4．非暴力反抗者愿意接受痛苦而不报复，接受对方的打击而不还击；
5．非暴力反抗者不仅避免外在的物质暴力，也避免内在的精神暴力，即不是恨，而是爱对方。这里的爱不是爱欲，也不是友谊，而是指一种冷静、理解、善意、寻求保存和创造共同体的爱；
6．非暴力反抗者深信世界是站在正义一边的，深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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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对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公民抗命权”运动及其所蕴含的根本的非暴力精神已经有了一个概略的印象，下面我们试具体联系与本书相关的材料，来对一些可能容易引起误解或混淆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第一，“公民抗命权”是一种特殊的“违法行为”，它是一种出自“善意”“良知”或者说强烈的“正义感”的行为，至少行为者主观上是如此认为，也得到相当多的人的如此承认。但即便如此，它又确实仍是一种违法行为，确实违反了当时的法律、法规或政令。所以，马丁·路德·金等领袖在发动这种斗争时是不无犹豫的。当然，他也不是要推翻整个法律体制或政府，他甚至试图更忠诚于他所理解的“宪法”或“宪法精神”，他始终是一种改革而非革命，更非旨在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亦非具有绝望情绪的恐怖活动。这是马丁·路德·金始终强调的。
第二，抗议者之所以采取这种违法行为，而不是在守法的框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常常是因为违法者觉得在法律的框架内已很难解决问题，或者说需要旷日持久的时间和程序，已经让人很难等待。这还意示着，在一个法律基本上能够顺应民意的社会里，抗议者常常并不是处于多数，而是处于少数，而多数对于这少数感到的痛苦常常并不能完全感同身受，因而容易流于麻木。所以，抗议者希望通过某些相对激烈的行动、通过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集体违法”行动来刺激多数，来唤起他们的正义感，而绝不是要把对方消灭。
具体到马丁·路德·金所开展的斗争，那就是，他以及追随他的人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代表多数，而只是少数，他所面对的对手，甚至可以说也主要不是美国联邦政府，而是普遍的南方白人，这些人在南方许多地方居于多数，在市议会中占据支配地位，其中一些人同时还是权力机构的执掌者或执行人。这些人代表着另一种“民意”，是一种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居于多数的“民意”，这种“民意”不仅是地方政府要优先考虑的，中央政府也不敢小窥。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马丁·路德·金所遭受到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就来自这一“多数”──其中包括麻木、冷淡的多数人和一些激烈的少数人──像爆炸、刺杀、恐吓大致就是后者所为。
第三，所以马丁·路德·金及其运动成员确实需要一种很高的精神、意志、理性和训练，其中包括相当重要的一种自我克制力和妥协精神，比如说在某些时候停止示威一天，这并不只是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来使用，而是源自一种根本的、对人性的深刻认识，认识到人性的某些基本缺陷，认识到正义的抗议者自身也同样还有阴暗面，因而即便是对罪恶，也主要是“罪其行而不是罪其人”。
第四，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公民抗命权”运动要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抗议者的相当广泛有力的组织；需要具有卓越判断力和坚强意志的领袖；需要恰当的斗争策略，还需要具有两个很重要的外在条件：其中一个是立宪体制和法治，这意味着对手接受法律，遵循可以预知的游戏规则。在这一意义上，你有什么样的对手确实至关重要──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