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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个哈巴狗，我也不好再说什么。我们雄赳赳的来到王府井，感觉今天的人特别的多，后来一打听好像是又新开了一家店。人多对我们当然有好处，只是人多又加上新开了一家店，总感觉有警察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我们一连找了几个地方都感觉不太理想，最后还是在昨天的雕像前停下。我先唱了一首《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然后又唱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唱完我休息螃蟹接着唱，我拿着螃蟹的帽子开始收钱，顿时钱像雪花一样在我的面前飘来飘去，螃蟹边唱还时不时的用一只眼睛瞅着我手中的大把的钞票。就在这时不知谁叫了一声：“警察来了。”我和螃蟹马上拿着吉他就走，我看见果然有几个警察朝我们这边跑过来。
“还望什么望，快跑吧！分头跑。”
螃蟹刚走了几步，马上就回过头来叫到：“快给我一点钱搭车。”
我扔给他一点钱便疯狂的往大街上跑，跑到长安街上，回头看见有一个傻B警察正在向我追过来，我非常机灵的沾进一辆出租车——我获救了。只不过不知道螃蟹是否也像我一样这样有好运。后来证实，螃蟹溜进王府井百货大楼。
这一次并不是我的卖唱生涯的终结，在不久我又单枪匹马的去过王府井只是没有挣到多少钱便杀回来。就因为没有挣到多少钱，而曾经又在那儿挣过很多的钱，因此我一直对它还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样每每手头紧时，我总想提着一个吉他去那儿兜一圈弄一点钱，然后回去饱吃一顿。说白了，王府井在间接的养活我，好象这种间接养活的还不只是我一个提着吉他卖唱的，还有那些穿着非常朴素的所谓“现代乞丐”。
现代乞丐和以前的乞丐有一个很不相识的地方便是他们都有钱，他们穿着不是褴褛，有的甚至十个手指有一两个戴着金光闪闪的戒指。如果谁告诉我一个人在王府井乞讨变成百万富翁，我肯定不会感到奇怪。如果没有警察抓我们说我们影响市容，我在那儿卖唱变成百万富翁，也不是不可能。
我去那儿唱歌一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尊严在遭受践踏，而每次总能或多或少的挣到一点钱，对钱的欲望总是又盖过尊严遭受践踏的恐惧，于是以后我就没有尊严遭受践踏的感觉，就像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好象在别人看来我们并不是很下贱或者狼狈，倒觉得我们很有胆量或者说思想开放仪态大方。想到这里，我多少有一种心安理得。最让我感觉心安理的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书，美国的一位里根总统是一个演员，菲律宾的一位总统也是一个戏子，演员和唱歌的统属娱乐圈的，我对于我年轻时期在王府井卖唱也就没有感到多少自卑。我发现我对尊严理解的底线不断因为自己的宽容而降低，后来回忆这一切是因为螃蟹把我带到王府井，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别人的目光煎熬我的尊严，怂恿我变得麻木不仁，这种麻木不仁是相对我以前对尊严的理解。
我真正开始感觉屈辱是因为萱。那一天，我一个人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光了一圈，感觉没有警察，服务小姐还以为我是顾客，伸出一只手非常客气的说：“先生，请进。”我笑着说：“不用了，这儿请好的。”我远离他们的门几米，便换上自己的行头，开始唱起来。很多人朝我围过来，听了一首歌便走了，当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收钱。我记得一个年轻小伙子领着他的女朋友朝这边看了一下，说了一声：“这里经常有，没什么好看的。”我很想说，你看到的十有###也是我，看来我在这儿打出品牌效应。我的周围站着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就在我拼命的展示自己的歌喉时，我发现一个熟人在我的视野中闪了一下，便消失。我来不得仔细的想，只知道闭着眼睛在那儿唱着。
其实，闭着眼睛是怕自己看见熟人。
不久，我周围的那些人对我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的好奇，该走的走了，该看的看了，我睁开眼数着那些花花的票子，已经无法体验这原来是一种悲哀。就在我抬头时，我看见萱挎着她的小包，站在我面前，她没有表情，她对于我的这种生活体验好像没有理由进行批驳，她批驳我会用一百个理由进行反驳，反驳是为了在她的面前争取可怜的尊严。她木木地走到我的面前，依然没有表情：“没有生意了，该走了。”说完她就走，我背着一个吉他跟在她的后面，我们走到第一个地下通道，她猛然地回过头来问到：“你是不是感觉生活不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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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尊严？”我反问。
她没有回答我：“你很缺钱吗？”
我故作轻松地耸耸肩：“挣钱不好吗？”
她好象觉得这样问过于打击我，勉强的笑了笑：“你回不回家，我回去了。”我知道她已经或多或少的感觉我没有尊严了，在一个我心爱的女人面前没有尊严，我感觉很没有面子，我重新把以前支撑自己麻木不仁的卖唱的理由忘却。
就这样，我结束了我的卖唱生活。
爱情没有约定（26）
在这里，我一定要提一下阿K。
提阿K是因为在我去王府井晃悠的日子，他对我的行踪很关心。他好像很担心我在跟他说卖唱以后哪一天再对他说我在卖身。我对他也够义气，每一次都直接告诉我我去了哪儿，很少隐瞒。我最感激他的是，他帮我把协会的事摆平。我们的协会虽然最后没有评上先进，但也不至于被取缔，以至于协会和我能继续在这个世界狗苟沿续下去。他还做过一件好事那就是把兄弟们继续用义气捆绑起来，构成一个表面的团结，这种表面的团结至少比不团结好多了。
好像是在一个星期五，大家吃完饭刚好凑在寝室里。阿K从外面抱来一个二十多斤的大西瓜，一进门就叫到：“兄弟们，吃瓜！”兄弟们望了望，谁也不动，阿K便挨个地叫着，因为大家和阿K没有什么矛盾，便都吃了，这是大家久违的一次在一起吃东西。借着这一次机会，阿K又作出了他的第二次努力。这个北京高温来得特别的早，才四月北京已经连续七八天三十六七度，因此大家很难适应这种气温，阿K便邀着大家出去走走，我们走到学校的一条主道上，路灯下到处都是乘凉的同学，有的打牌有的看书，我们找了一个路灯坐下，阿K随即的掏出四副扑克提议：“我们打牌吧！”于是大家又聚在一起打起了七个人的“拖拉机”，打牌不可避免的要说话，有了第一次说话打破了僵局便又有了第二次，最后大家都毫无顾忌，东拉西扯，乐此不疲。我们又变成了好兄弟。
到了大约十二点种，大家谁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阿K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邀我陪他，我们并没有上厕所，我们去学校外面的餐厅买了一箱酒后来又买了一些吃的东西，大家在路灯下对酒当歌，各掏心扉。几杯酒下肚，场面非常的活跃，说话也特别的真诚，开始哥们前哥们短的叫个不停。阿Q主动地举起一瓶啤酒走向虚伟说：“大哥，我错了，以后如果你不嫌弃我，我还是你的兄弟。”虚伟也一个劲儿的认错，接着平时心中的一些磕磕碰碰也顿时在酒精的作用下化解。不知过了多少小时，几个喝醉的都趴在铺在地上的报纸上睡觉，没有喝醉的继续打排。到了天明，感觉一阵清风吹在我们的身上，紧接着就是阿Q的几声叫喊，我们便从冰凉中醒来，虚伟均匀了一点酒大家齐声说：“忘记过去。”至此结束我们的独身生活。我们回到寝室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是六点钟，后来还回过头看见满是狼藉的地面，到处是报纸啤酒瓶，我心中说：“谢谢啤酒。”
寝室和好后，我曾试着叫郝人回来住。郝人说了一句很费解的话“还没有到时候”。这是在他的那个六平方米的地下室说的，当时我记得我也在阿Q也在，是去给他庆祝生日，他没有叫所有的兄弟，就我和阿Q去了。所以那天大家玩得根本就不是很高兴，喝了一会儿闷酒，郝人就微醉了，这是他第二次醉，喝醉之后他就开始抱怨他没有保送到清华，抱怨他的入党的指标被团支书抢了，最后还透漏他之所以积极地要出国，之所以对生活中的女人没有兴趣是因为他很自卑，他没有朋友，不是他瞧不起别人就是别人瞧不起他，他要离开这个环境。
从这句话我悟出郝人是很想和我们一起游戏人间的，但他拉不下架子。
晚上，我们就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