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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或者“告别”就应该无可厚非。因为这里牵涉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作为因此一变故受伤害最大的当事人，胡风不满归不满，可他当年也并没有要在这一点上限制或剥夺舒芜的权利。他之所以觉得舒芜不可原谅，完全是基于别的原因。
这个原因胡风也并没有试图隐瞒，而且似乎还曾与舒芜当面沟通，并取得对方的认同。但遗憾的是，事情最终还是没能朝胡风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相反，舒芜是在胡风觉得不可原谅的方向上变本加厉地表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胡风自北京写给绿原的信中说：“吾止走了，还有信来向我辞行呢！想不到世上居然有这样脏的东西。他第一次供状，专门攻击某某，人家不要，他又来一次，这次专门说他是受人之害，而且他的错误都是与别人共同的！……辞行信云，这回去以后将要专门检查自己云。不过，他已把空气弄脏了，使抱希望者丢了脸，使不少人冷了心。推其原始，我造的孽真不小！”〔20〕这里的“吾止”，是“无耻”的转写，指舒芜；“第一次供状”指《从头学习》；“某某”，胡风自称；“又来一次”指《致路翎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把空气弄脏”，最主要是指舒芜的文章坐实了自四十年代末期以来他们的批评者们对于“小集团”的半公开的指责，第一次“从堡垒内部打开缺口”，由“深知内情”的人提供了“小集团”存在的第一手证据。胡风说，“尤其无耻的是，什么A、B、C，什么其他几个人，这等于卖人肉。”〔21〕这里的“A、B、C”，指的是舒芜在《从头学习》中检举说：“《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我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其他几个人”，指的是舒芜在文章中公开指证“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与他“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卖人肉”犹言“出卖人”。在另一处地方，胡风又说：“在整风运动中，主要的一条是谈领导，并检查自己，除了同组的，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22〕可是舒芜偏偏开口闭口“我们”、“我们几个人”、“我们那个小集团”。
一九六二年，绿原先生被“免于起诉”，从监狱放出来之后，发现自己与舒芜成了同事：“舒芜仍像五二年在武汉一样对我开诚相见，除把近七年来一些国家大事向我评说外，仍像讲故事似地同我谈胡风案件的另一面，包括一些胡风思想的批判者后来变成‘胡风思想的贩卖者’的人和事。有一句他讲过多次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他们都没想到会把胡风集团搞成‘反革命’，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但，他们当初究竟想到了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们想把胡风搞成什么呢？”〔23〕按理说，讲求实证的历史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揣测历史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可是，随着我对胡风事件研究的加深，像绿原先生这样的疑问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一个强烈的悬念。是啊，包括舒芜在内的胡风的批评者们当初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才会对胡风们群起围攻、不依不饶的呢？他们到底想把胡风们搞成什么？尤其是舒芜，我觉得，尽管他已经以老病之躯花大心力追述了十来万字的心路历程，但对于释除我们心头的类似疑惑来说，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当他努力将自己的出众才华倾注到那些令他今天摆脱不掉的丑恶文字上去的时候，他究竟想过什么或想着什么？我们说，人的伟大就在于人的可理解，那么我们今天将怎样理解历史中的舒芜的复杂表现呢？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但同时，它也决不是一件我们可以永远逃避或悬置的工作。
首先一点，我们不难看到，舒芜是为他的文字表现欲所害。《从头学习》一文表面上是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而写的表态文章，可是当时借此机会做文章的名公巨匠何止万千，僻处南宁的舒芜要想在这个题目下有所作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希望》停刊以后，由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胡风没有能够创刊新的杂志，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个杂志如成都的《呼吸》、北京的《泥土》、南京的《蚂蚁小集》、上海的《起点》等，虽然延续了《希望》的作者群，但由于都没有获得官方批准，而且多属于同人集资性质，规模不大，只是“游击性的小刊物”，影响自然无法与《希望》相比。这对希望借写作保持自己的社会影响的舒芜自然十分不利。解放初期的舒芜尽管以进步教授的身份得到地方当局的重用，但那都是与文艺和写作界几乎毫不相干的“社会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那里甚至都不大有人知道《论主观》这回事，“无论省市哪一级的领导，没有任何人向我提起或暗示过《论主观》之类的问题”〔24〕，因此在表面的忙碌和热闹之下，其内心的寂寞不问可知。舒芜回忆说，“我毕竟不能忘怀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到京津沪汉等大城市，静下来专做研究、写作、教学、编辑方面的工作”〔25〕。这样，如何通过写作介入主流文化界、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对于解放初期的舒芜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念兹在兹的大问题。根据《后序》提供的材料，舒芜在《从头学习》出笼之前心路历程的变化轨迹其实十分清楚，要而言之不外是两条线索、一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弃旧图新。这正是他“解放后第一次从广西出来”一路思想见闻的核心内容。比如其“北行日记”开篇部分所记：“自己觉得，解放前后实在是大有不同，解放前摸索苦恼的东西，解放后大概都开始解决，究竟是实生活不同了。”〔26〕车过黄河铁桥见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标语时的感想：“这大约还是去年写的。那时，我们的心也正望着这里，想着这句话，但仅一年，我现在就从粤江过长江又过黄河，亲眼看见它了，这是人民的会师，这是历史的期望。”〔27〕在这两条关于大局的感想中，个人隐微其实也溢于言表：正是“解放”，才为他自己提供了从偏远的广西“打过长江去”的机会。又比如他对过去的亲密伙伴的新观感：“下午找路翎，见欧阳庄、鲁藜，闲谈，吃饭。同往胡风处，谈甚久。……在他们，还是有些清谈，嘲笑。又是什么这个约谈，那个约谈，还要思考应付，诸如此类。”〔28〕外表上谈笑风生，内心里已是格格不入了。至于说“找胡风谈”过，“彻底检讨过去，真有‘放下包袱’之感”云云〔29〕，在舒芜自己，就未始不是一个对于过去的正式的告别礼。这是发生在一九五○年十月五日的事。此后，存在于舒芜与胡风之间的以频密的通信为重要标志的亲密关系似乎就正式结束了。后来当舒芜写出第一篇“把过去百分之百地否定了，认为过去全错了”〔30〕的“检讨文章”，从北京来的鲁煤见到后觉得不可思议，问他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去信与胡先生谈，他的回答是“在信上谈不清，辞不达意，倒反而弄得误会了（理论上），等等”〔31〕。
过去多么复杂的事情都在鱼雁往还中交谈和解决了，不仅从未发生过“辞不达意”的困扰，而且时隔多年之后还可据以向对内情毫无了解的全国公众“说清楚”，现在为了“理论上”的东西反倒怕“弄得误会了”？这如果不是另有隐情的话，说出来谁会相信呢？对此胡风是曾经有过一个说法的，他说：“和我通信，在他已毫无好处了。”〔32〕可谓一针见血。在舒芜自己，“告别”的礼数一旦尽到，接下来当然另有他的当务之急，那就是设法逐步公开自己的新立场和新身份：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写了一篇《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因为“一个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的干部”会“把一切弄得不可收拾”〔33〕；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做了一首诗送绿原：‘相逢先一辩，不是为罗兰；化日光天里，前宵梦影残；奔腾随万马，惆怅恋朱栏；任重乾坤大，还须眼界宽！’”〔34〕；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南文代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自己的个人主义”，表示要“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35〕；一九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