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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有这可能吗？我不知道。从现在看，这个剧本已经比较成熟了，如果拍出来的话肯定是一个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心灵史。这不是一个形容，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写作能力，而是因为1942年这个事情本身就具备这种质量。
记者：这个小说采用的是调查体写的，它是怎么诞生的呢？
刘震云：与钱钢有关，他是我的好朋友，1990年的时候，他当时要搞一本《20世纪末中华民族百年灾害史》，仅仅因为我是河南人，就把1942年派给我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
当我真正深入到1942年的时候，就到图书馆里把过去的报纸，所有写1942年的书，涉及到1942年河南旱灾的资料都找来。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回到还幸存的1942年的人中间去，这些人就是我的乡亲，这时候给我最大的震动就是他们都忘了，觉得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事。
1942年，日本人进攻河南的时候，蒋介石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就把3000万受灾河南人这个包袱甩给日本人，你占领这个区域你要让这些人活下去啊。但日本人聪明，发现了，大兵压境，停住不走了。但飞机又轰炸，这让蒋介石摸不着头脑：你到底是占还是不占？政治真空中这些老百姓就这么给饿死了。这个时候你感到心里会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记者：它又是怎么成为电影的呢？
刘震云：《温故1942》历经磨难，包括创作的时候，原来小说是调查类型的，当时我和冯小刚商量，开过座谈会，当时反对的声音占到95％，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开完会之后，在中午太阳非常的毒，冯老师把我拉到树凉荫的地方跟我说，这个不可能可以变成可能的，然后我们就用最笨的办法进行60年之后的再一次调查，到了河南、山西、陕西，又到了重庆、开罗，最后发现确实可以成为一个波澜壮阔和震撼的民族心灵史。
记者：你说这个小说也是一个喜剧。
刘震云：是大悲剧，也是大喜剧。我们这个民族特别容易遗忘，过去发生的事情，忘得特别快。1942年死的300万人，你现在问他们后代没有一个人知道，连当事人都忘了，把这些事情全部地忘了。
如果只是把《温故1942》写成一个苦难史，那它绝对不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还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一个人倒地了，后面一个灾民从这儿过，把前头人裤子“叭”一扒，拿着刀子就割肉，一割肉一疼倒地的人又活过来了，说“我还成”，那人马上说：“你不成了。”嘣，割下来。就说，面对这个东西的话他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真正的喜剧核心。我们的民族面对任何时候基本采取的都是这样一种乐观的排解方式。
众说纷纭刘震云
王蒙：《手机》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写得非常生活化。震云是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爱琢磨事，老在那琢磨，他有一个很好的创意和理念。比如《手机》如果往深琢磨，甚至觉得这个小说有点微言大义的味道。因为现代的小说是非常时尚的，而嘲笑现代性是比现代性更时尚的时尚。在刘震云的小说里，把手机写得如此淋漓尽致，又能够有所嘲笑和批判，这样和各种高明的、独树一帜的思潮和思想都能够联系起来。
我也喜欢他写农村，我认为刘震云的一大长处还是写农村，所以，这部书里很大一部分写吕桂花、写严朱氏，他写农村，写生活在城市里现代环境这样的农民的灵魂，写得特别的好。我记不清是谁说的，好像不是刘震云说的，有一位年轻作家说的，说“你们写农民不必到农村去，就是您楼上楼下、前边后边、跟你打电话讲电话的其实都是农民”，他们也可能是教授、专家。他写的严守一、费墨都有这种农民的影子。所以，为什么他写的作品容易被人接受，就是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包括他写的《一地鸡毛》等等，和那一批东西都一样的。当然，他也有一些特别撒欢的、大发奇想的作品，包括《故乡面和花朵》。我看报纸上说他“返璞归真”了，如果这么小年纪就返璞归真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幼稚，因为我这么大年纪还没有返璞归真呢。所以，我又觉得他的《手机》是非常生活、非常有思想的作品。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有一种嘲笑，对人性的一种嘲笑，有一种对农民的嘲笑，有一种对人际关系的嘲笑，这个嘲笑里面，有一点点——我绝对没有恶意——有一点点坏水儿。
我想应该怎么形容他，我想起一句广东话：“鬼马”作家刘震云。鬼马有三种意思，有灵巧、折腾等等。鬼马发展还有鬼五马六，就是说胆子特别大的意思。我看完《手机》以后，把刘震云归为“富有创意、生活气息浓郁的鬼马作家”，我觉得这方面他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
雷达：过去刘震云和我说过“文学的贡献在于不断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对世界观察的方法”，我觉得他这么说正符合他创作的特点。我是感觉到，由于我们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形成一个硬壳，硬壳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变得老化和僵化，我们与最鲜活的今天反而有隔膜，有些东西我们很麻木，有相当的作品是这样的。像《手机》这样的作品，虽然是灵光一闪，实际上通过手机想到了我们民族群体的最重要的一种现象。
我归结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由对若干人命运的关注，转而对民族群体的新的历史文化语境、包括在高科技的现实之下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所以有先锋的精神和传统的白描。是对今天人们生活生存的思考。
陈晓明：我想刘震云确实是形而上地把中国的历史现实作了通盘思考之后出现了《手机》。这部作品是刘震云始终保持的对当代生活的一种理解，就是当代生活的缺失，对当代家庭的困惑。这一点他达到了当代家庭的高度，对乡土中国的透彻理解，对当代的中国都市文化保持严格的批判，毫无疑问，刘震云超出了他同一代的作家，始终能够在乡土中国和都市化中探寻一种价值。我想说，我有一点不满足，刘震云这么大的作家在《故乡面和花朵》之后，是不是应该提出更加有效的关于精神家园的探讨。
李敬泽：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文化现在缺乏的就是这种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验具有威胁性的揭示。他让我们看到，现代生活在表面的自由，我们的为所欲为之下，我们实际上依然受着更为无所不及的那样的权力支配。我想在韩非的时代，一个人说话难，可以不说，可以回家种地当隐士，在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的时代，要不想手机控制了你的生活，把手机扔掉，我觉得可能需要的是比韩非那个时代当隐士更大的勇气和更不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手机》这样的作品，确实对我们的生活，对整个的生存状态，提出了富有威胁的分析。
《手机》某种程度上回到我们的日常经验，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回到日常经验所理解的层面。但是，在那个拱门的顶端，刘震云已经写了《故乡面和花朵》，我想我们大家对他的作品都很熟悉。从《塔铺》开始，然后是《官人》、《故乡面和花朵》，然后《手机》。在这个顶端上，我们看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是非常大的规模，有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对我们的记忆，以至于对我们整个历史和民族经验进行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庞杂的归纳和表现。在这个规模之上和在这个规模之下，我们又看到了他从这个庞大的归纳和表现之中，又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和主题派生出来，他所思考的问题，所想的方向没有变，但是他是从《故乡面和花朵》那样一个庞杂的滔滔洪流一样的庞杂的规模里抽出了一种的一个分支，从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清晰、明澈的处理。
创建时间：2005…3…17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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