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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将领，个个满载，亦不待言。比较文雅却最实惠的是候补知县而为李鸿章管军火的
丁日昌，以贱价收买了几万卷善本书。苏州人文荟萃之区，几百年未遭兵燹，旧家所藏宋元
精椠，不计其数，武夫所不屑一顾的，大都落入丁日昌手中。
血债无须还而名成利就，李鸿章很快地忘怀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天一夜，精神抖擞地部署
着西攻无锡，南攻嘉兴。谁知乐极生悲，麻烦来了！
＊＊＊
淮军杀降的消息，由戈登带到上海，洋人大□，认为常胜军中的西洋军官，不应该再帮
助野蛮的淮军，屠杀无辜。同时对戈登颇致讥评，说他的保证毫无价值。英、美、法各国领
事，因为淮军此举，违反了万国公法不得杀害俘虏的规定，而且在人道上说，亦不可恕，因
而集会商议，是不是应该修正态度，不助清军，改守中立？
会议的决定是，各自呈报驻北京的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交涉，同时由英国提
督柏郎向李鸿章提出抗议。这重公案，英国的态度最激烈，这不但因为协守上海及助战淮军
，始终是由英国领事及驻华陆海军提督在主持，而且此一消息传到伦敦，已成为在野的自由
党攻击执政的保守党的口实，如果没有比较满意的处置结果，可能会引起政潮。
这些情形，李鸿章在事前已有所闻，曾经委托他的“洋员”，也是英国人的马格里，向
声明不受节制的戈登苦劝息怒。
疏通尚无结果，柏郎带着翻译官到苏州找李鸿章问罪来了。
“我国国会议员指责，大英帝国的军队，与如此野蛮的中国军队合作，对英国来说是奇
耻大辱。”柏郎怒气冲冲地说，“我是代表英国君主与英国国会来跟你讲理的。”
李鸿章最怕的是总理衙门受不住外国公使的压力，降旨责备或治罪，对于柏郎的兴师问
罪，虽有怯意，毕竟还不难应付，很沉着地问道：“我错在什么地方，要讲理？”
“你不该杀害投降的太平军，而况是用无耻的诱骗方法。”
“我有我杀降的道理。为了顾全大局，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些道理你未必懂，
我亦不必跟你细说。”
“牵涉到英军的名誉，我不能不提出抗议。”柏郎又说，“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你用
书面认错，才有挽回的办法。”
李鸿章听翻译官传译了以后，十分生气，不过他到底是厉害脚色，声色不动地笑笑答道
：“这是中国的军政，与外国无干。我不能为你认错。”
“怎么说与外国无干？戈登在这件事上有保证的责任。”
“戈登是客师，不错。然而我要请问，他是由谁给饷，由谁节制？”
这话似乎振振有词，然而柏郎亦非弱者，透过他所带的翻译官梅辉立，告诉李鸿章说：
“戈登本来就已声明，不愿再受你的节制，也就不会再向你要饷，现在你亦如此说法，那很
好，让戈登自由行动好了。”
戈登从苏州回昆山时，带走了郜永宽的义子郜胜镳，还有一千多从金田起事就“从龙”
的“老长毛”，也投在他那里，并有谣传，戈登要从李鸿章手里夺回上海附近各县，交还太
平军。这虽是虚声恫吓，但狗急尚且跳墙，如果挤得人家不能下场，则弄假成真，激出常胜
军的兵变，亦非意外。
因此，李鸿章见风使舵，这样答说：“听柏提督的话，不是来讲什么理，而是来调停，
那就好办了，我们不妨平心静气谈一谈。”
于是李鸿章解释他不能不杀降的原因。首先提出太平军在南汇与常熟的守将吴建瀛、骆
国忠为例，这两人投降以后，依旧带兵。是因为他们都肯退出城厢，接受约束，因而保他们
当到副将，信用不疑。
“由此可知，我岂是喜欢杀降的人？”李鸿章说，“郜永宽他们八个人，所求太奢，盘
踞在苏州城内，俨如对敌，关系太大，不便姑息。当时如果能有别的办法解散二十万不听号
令的长毛，我决不出此手段。权衡利害，杀八个人而能保全几十万人，我想这个道理，通天
下去评，也是说得过去的。”
“就算这话说得过去，可是总也该听听戈登的意见呀！”
“戈登当时不在苏州。”李鸿章很有急智，硬说假话，“他回昆山了，来不及跟他商量
。”
“苏州到昆山很近，就派人找他去，也很方便。”
“柏提督也是将官，懂兵法的，怎么说外行话？”李鸿章向梅辉立大摇其头，“像这样
的事，贵乎当机立断，行事迅速，那有从容筹划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