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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入南京以后，就开始以集体屠杀的方式消灭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１３日，第６师团枪杀了从水西门至下关途中俘虏的１５００余人，第１１４师团刺杀了在雨花台俘虏的１３５４人；１４日，第１６师团在中华门外枪杀了在中华门内俘虏的１５００余人；在此前后，国崎支队在浦口和江心洲枪杀了俘虏的３０００余人；１７日，山田支队竟在上元门以北江岸，将在幕府山及八卦洲一带俘虏的１４７７７人分两个场所一次枪杀。由于这种屠杀是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示意、由“上海派遣军”及第１０军司令官下令执行的，所以参加进攻南京的各部队都犯有集体枪杀放下武器军人的罪行。因此，被杀害的中国军人在感到死难临头的时候，无不深悔放下了武器、停止了抵抗，以致惨遭杀害。也有的军人不甘心俯首受杀而进行了反抗，如山田支队屠杀幕府山的俘虏时，有的俘虏大喊快跑，有的俘虏夺取押解日军的枪支进行反抗，曾打死日军官１人、士兵８人。可惜他们的觉悟已经晚了。
残暴的日军不仅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而且毫无人性地集体杀害手无寸铁、并未战斗的平民：１２月１４日，在中山码头枪杀难民及非武装军警７０００余人；１６日，又在中山码头屠杀难民５０００余人；就在松井石根举行入城式的第２天——１８日夜间，在草鞋峡一次枪杀男女老幼及部分俘虏共５７４１８人。至于任意乱杀平民以及强奸、抢掠等罪行，更是罄竹难书。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采访见闻。其中有一段著者与《读卖新闻》上海分社联络员武田和畦崎的谈话：“俘虏有１０万之多，刚进城的部队曾问军司令部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分’。这个命令是事实，山田旅团长（即在上元门屠杀万余名俘虏的山田支队长）……１２月１５日就处理俘虏一事，派本间少尉去师团，得到‘收拾掉’的命令。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里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方针。”“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问究竟杀了多少人？回答是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一扫而光。”〔２７〕当时在南京的外国记者都目睹和报道了日军的暴行。如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在报道中说：“日军占领后三天内……大规模的抢劫，奸淫妇女，屠杀普通居民，将居民从家中逐出，成批地处决俘虏，抓走成年男子，使南京成为一座恐怖的城市。”连倾向于日本的德国驻华官员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也认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２８〕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形势 1
日军第１０军向南京进攻期间，原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第８集团军主力退至余杭、德清之线。但在乍浦、平湖、新丰地区仍派有前进部队，不仅对日第１０军左侧背，而且对上海日军的安全亦构成威胁。因而日“华中方面军”决定进攻杭州，将警备上海的第１０１师团临时转隶第１０军，令第１０军司令官指挥该师团及第１０军的１个师团进攻杭州。１２月１１日即下达了预先号令，柳川平助将进攻南京的第１３师团从芜湖调回，令其在泗安、广德集结，同时令第１０１师团在湖州集结，第１后备兵团（由４个步兵补充大队编成）在嘉兴集结，进行作战准备。
日军占领南京后，“华中方面军”于１５日对所属两军赋予以下任务：
“一， 上海派遣军以一部在扬子江左（北）岸，占领扬州及滁县附近，切断江北大运河及津浦铁路；以主力在南京、南翔之间各主要地方部署兵力担任警备，同时须准备下期作战。司令部设在南京附近。
“二，第１０军攻占杭州后，在芜湖、宁国、湖州、杭州、淞江之间各主要地方部署兵力担任警备，同时须准备下期作战。司令部设在杭州附近。
“三，各军须迅速整理、整顿军队和恢复战斗力，并谋作战地区的安定。
“方面军司令部１２月１７日移到南京。”〔２９〕
１２月２０日，日军第１３师团占领滁县。２４日，日军第１０１师团及第１８师团在中国军队第８集团军等退至钱塘江南岸后便占领了杭州。至此，日军“华中方面军”已占领了京、沪、杭地区，暂时停止大规模的进攻，转为整补军队，巩固占领地区，为进行下一步侵略战争作准备。
１９３７年底，日“华中方面军”各部队部署形势为：“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及两司令部的直属部队驻屯南京，第１６师团驻屯南京地区，第３师团驻屯镇江地区，第９师团驻屯苏州地区，第１０１师团驻屯上海地区，第１３师团驻屯滁县地区，天谷支队驻屯扬州地区，第１０军司令部驻屯吴兴地区，第６师团驻屯芜湖地区，第１、第２后备兵团驻屯嘉兴地区。驻屯南京的国崎支队于１２月３１日受命返回华北归还原建制。此时侵华日军除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外，在关内的主要兵力共１５个步兵师团。１９３８年１月至２月，日军第１６师团及第１４师团由华中调至华北，布局调整为华北８个师团、华中６个师团、内蒙１个师团。海军有第３、第４两个舰队。海、陆军航空兵共８个大队、２６个中队。
中国军队退出南京后，１２月１７日蒋介石发表了《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坚决抗战之决心。《告国民书》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平方公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同时提出：“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惟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此次抗战绵亘五月，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得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之武力终有究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３０〕这时虽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仍在秘密地进行着中日和谈的调停工作，但蒋介石已预感到调停成功的希望不大，顺应民心、军心，发表了这个文告。
平、津、沪、宁的失陷，并没有如日本所预期的那样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相反地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各阶层、各政党及各地方势力之间的团结，掀起了全中华民族的抗战高潮。
四、 南京保卫战简析
在淞沪会战后主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南京保卫战，表示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但就其结果而言，则不论在战役上还是战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
决定固守南京的政治因素，是因为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的陵墓所在，不能不守”，守的目的则在于“提高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能多守一日，即民众多加一层光荣”。决定固守南京的军事因素，则是为了“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以掩护我前方部队之休整和后方部队之集中”。〔３１〕事实上，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的目的均未真正达到，所以说在战役上失败了。
中国政府的抗日战争总战略是“持久消耗战”。其基本要求就是在敌强我弱而敌欲迅速击灭我军主力的情况下避免过早决战；我军依靠自身广阔的国土幅员和巨大的战争潜力，以空间换取时间，在逐次抗击中不断消耗敌人，同时又尽可能地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获得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蒋介石曾多次阐明这一战略的中心思想：“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３２〕“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抵抗之目的”。〔３３〕从中日两军的情况看，南京保卫战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战略要求，相反地，自己的军事力量消耗过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