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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转变侵华战略
受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１９４３年日本也处于侵华战略大转折的时期。主要表现以下两点：一是“中止了曾经全力以赴的‘５号作战’（即四川作战）准备。过去企图以对重庆实行武力解决作为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现在却把它放弃了，而且还从驻华军中抽调出２个师团派遣到东南方面去”。〔１１〕二是进一步利用和加强汪伪政权，使其对美、英宣战；并改变过去一直在暗中进行的政治诱降工作，决定“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１２〕
早在１９４２年春，日本首相、参谋总长和司令部总长在联合上奏天皇的报告中就提出：乘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横扫英、美、澳和攻占仰光之机，如对中国政府的“致命处施加强大压力”，则可能使重庆政权“发生动摇”而屈服。〔１３〕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根据这一构想，制订了进攻四川的初步作战腹案，又经与“中国派遣军”联系，预定在南方作战第一期基本结束后，即“有效地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地区发动进攻战”。计划中的作战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借以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作战方针是“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部分兵力从武汉方面发动进攻”，“作战指导应与对重庆采取的政治手段和谋略工作密切配合”，使用兵力为１５个师团和２个混成旅团。规定１９４２年９月开始着手准备，１９４３年“春季以后发动作战”。〔１４〕
第九部分：走向最后的胜利１９４３年国际国内形势 3
就在日军积极准备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南方军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连遭惨败，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日本不仅不可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部队至中国战场以凑足兵力实施四川作战，而且还要从中国战场抽调部队增援太平洋战场，于是被迫停止四川作战。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０日，日本参谋总长在上奏中说明了停止四川作战的理由：“原来曾考虑中国派遣军在全面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为了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发动四川进攻作战是有利的，从而制定了有关的各项计划，加强了部分设施等，进行了必要的作战准备。但鉴于目前帝国内外形势，尤其是苏德战局的发展、南太平洋方面战况，以及国力，特别是船舶等情况，看来在昭和十八年（１９４３）实行此项作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从作战的见地来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准备下达指示中止此项作战的准备工作。”“关于今后的对华作战指导”，“就全军情况而言，在一定期间内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和资材，相反，还需要进一步将部分兵团、部队抽调到南太平洋和其他方面。因此，目前在上述范围内，根据中国派遣军的现有任务进行作战，尤其要努力加强占领区内的治安。”“在南太平洋作战告一段落之前，极力减少对华消耗战。”〔１５〕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日本决策集团认为“重庆的抗战力在逐渐衰减，但其确信英美会获得最后胜利，将仍然不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蒋政权全面和平已成为不可能”。特别考虑到“过去，重庆政权是以在内地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发挥影响，而如今它将以策应英美反攻、作为反攻战线一个支撑点而发挥作用。目前如不在各方面采取根本性对策，就会使事态严重化”。〔１６〕为此，“作战指导的首脑部门”极感焦虑。因而，日本大本营在下达了中止四川作战准备的命令后，１２月１８日在与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了对华政策问题，２１日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案》，即所谓“对华新政策”。该方案的方针是：“帝国以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参战为打开日华间当前局面的一大转机，根据日华提携之根本方针，专心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战的口实，与新生中国成为一体，真正为完成战争而向前迈进。”〔１７〕实质上是企图通过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并使其参战以提高其地位，同时也使“日本在中国驻军具有了共同对敌的意义”。〔１８〕把政治、经济事务和“治安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负责，以便抽出更多的日军专用于作战，并便于抽调部队转用于太平洋战场。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在其１２月２６日的日记中对此曾写道：“由于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依存于英美，决心进行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经落空，剩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汪伪）了。其成功与否，颇令人怀疑。”３１日日记中又写道：“此次之大转变……尽管中央方面知道国府（汪伪）无力，但舍此无其他良策可寻。因此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在军、政两方面都寄希望于国府，只是尝试性的孤注一掷。”〔１９〕
汪精卫得知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后，向东条英机表示今后的打算：建立国民兵役制度，加强训练现有的伪军，以使日本的后方责任可以减轻，同时加强经济方面的协力等。１９４３年１月６日，日本大本营破译了“美特密”第７号电报，得知美国即将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立即与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汪伪国民政府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对英、美宣战，同时与汪伪签订了《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日本在表面上抬高汪伪政权的地位，强化以华制华，正反映了它的处境江河日下。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及汪伪政权采取各种手段大量收降国民政府的军队：继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率第１、 第２、 第３、 第５、 第６、 第７纵队和孙良诚率所部投降后，１９４３年１月吴化文部，３月厉文礼部，４月孙殿英部，５月庞炳勋、杜淑部，６月荣子恒部，７月张步云、刘桂堂部等大批国民党军投降，被汪伪政权编为伪军。仅南京汪伪政权所属正规伪军（不包括华北伪军）即达２５万人。但是伪政权不得人心，伪军士气涣散，日本企图加强以华制华的“对华新政策”不可能真正实行。以华北为例，１９４３年８月日军的《战斗详报》就承认：“由于共军的策动逐渐活跃，加以战局的影响”，“华北政权下的军警畏惧中共，没有代替日军的实力”。〔２０〕
第九部分：走向最后的胜利缅北 滇西反攻作战 1
一、 反攻缅甸战略决策的形成
日军攻占缅甸，对盟军的总体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印度暴露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而如果日军从缅甸攻占印度，则可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与德、意在战略行动上直接配合。这不仅中断了盟军战略物资的运输线，而且必将增大盟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上的压力。丘吉尔对此极为不安。他认为如果日军攻入印度，并控制了印度洋，则“将造成我们在整个中东的崩溃”。〔１〕缅甸的失陷，也使滇缅公路中断，经过５年抗战消耗的中国失去西南陆上国际通道后，仅靠运量有限的“驼峰”航空运输线输进军事物资，进一步加重了中国战场作战的困难，从而干扰了美国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军和在中国建立进攻日本本土作战基地的战略。因此，中、美、英三国虽然因战略立足点不同，对收复缅甸作战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自缅甸沦陷，即开始考虑反攻缅甸的问题。
１９４２年４月间，缅甸作战尚未结束，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就预感到作战必将失败，拟制了一个《在印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其中心思想是：利用美国运至印度的中国租借物资，在印度组训２个军，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