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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绥远抗战的巨大影响和军事上的经验
绥远抗战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一吓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以王英部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督后，作为第二线支援”〔24〕就可取胜。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大汉义军”彻底覆灭。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绥（远）、宁（夏）地区的日本侨民，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从此，日本关东军也不轻信伪军了。
其次，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25〕各地“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26〕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捐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上海日商纱厂的4。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有人认为“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日本当局也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27〕
第三，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诱发了“西安事变”。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其父遗嘱，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李宗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应傅作义之请，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商讨援绥事项（由于蒋介石的阻挠，宋、韩援绥事未能实现）。〔28〕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学良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不同意，还以“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为由，将张痛斥一通。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张、杨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并指出：“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29〕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讲演时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30〕西安事变是由诸多原因诱发的结果。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驻绥部队抗击以日本人为顾问、以伪军为主力，旨在保卫国土、收复失地而取得圆满胜利的一次战役。仅就军事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役指导正确。它一扫3年前长城抗战中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采取了主动出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掌握优势，机动兵力，把打击目标首先指向对我威胁最大、敌主力所在之红格尔图，尔后再及其他。每战都集中兵力打击敌之一部，对余敌取守势。由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使晋绥军每战均居于优势。傅作义在战后总结说：“以绥省现有之兵力，若分路迎击，必致兵力分散，处处薄弱，重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复覆，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31〕
采取奇袭战术也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红格尔图之战时，傅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出敌不意地抄袭敌后，使其猝不及防。百灵庙之战时，各部队“昼伏夜行，竭力秘密”，逼近敌阵地；迨全部攻击部队进入攻击位置时，“百灵庙守敌仍在酣睡，竟一点也未发觉”。〔32〕
另外，重视心理战、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亦为获胜的原因之一。“以华制华”是日本侵略者惯用的手法。傅作义认为，对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死硬分子难以策反，但广大的汉、蒙官兵一般都有爱国思想，不甘心当汉奸。为了策反、瓦解敌之营垒，驻绥军在1936年夏即成立专门机构，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与伪军接洽。随着日、伪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伪军纷纷反正，使“敌力大减，敌气沮丧”，从而得以以较小的代价获得重大的胜利。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国民政府 1
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略，特别是1935年制造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使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紧急关头。北平学生于12月9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12月10日，北平各校实行总罢课。16日，学生与市民一起集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杭州、西安、广州、济南、太原等各大城市的爱国学生、文化教育界以及工人群众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
在日本法西斯扩大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下，国共两党的政策、策略不同程度地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于12月17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25日通过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此，一方面积极促进全国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仍主张“反蒋抗日”，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1936年2月，中共中央从国民党通过宋庆龄派来的代表董健吾等人口中得知国民党在对日问题上有了变化及有与中共谈判的意愿后，于3月4日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由董向南京国民党转达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意愿。电报说：“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3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晋西召开会议，决定突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2〕这时，共产党和西北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17路军建立了联系。4月间张学良去延安与周恩来会谈时，表示“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又说：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建议共产党联蒋抗日。〔3〕这一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对中共中央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一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经过张学良与周恩来、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多次的秘密谈判，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互不侵犯的协议，并由中共派代表驻西安，进行政治、军事联络，准备联合抗日。到1936年上半年时，红军与东北军和第17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了敌对状态。中国共产党认为蒋介石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如不能争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