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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了先进设备和工艺，使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的质量提高，品种和数量也有所增加。1935年，巩县兵工厂仿造出德国1924式毛瑟枪，定名为“中正式”，并已正式成批生产。金陵兵工厂仿造马克沁重机枪，每月可生产100挺。〔64〕此前，巩县兵工厂又制造出捷克式轻机枪。全面抗战前夕，汉阳兵工厂可以制造出7。5厘米口径野炮、10厘米口径轻榴弹炮、2厘米口径高射炮。1933年前，国内仅能制造出18公斤和50公斤两种飞机炸弹，且弹壳为生铁浇铸，威力欠佳。经研究改进，到1937年可制造出铸钢或压钢壳的18公斤、50公斤、120公斤、250公斤、500公斤乃至800公斤的飞机炸弹。
全面抗战前夕，几家主要兵工厂及其主要产品如下：〔65〕
金陵兵工厂：年产八二迫击炮1800门、手提机枪385挺，月产马克沁重机枪33挺。
上海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6门，七九机枪子弹、六五步枪子弹各240万发。
汉阳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2门、八八式步枪4700枝、三十节式重机枪35挺。
巩县兵工厂：年产中正式步枪50000枝，月产元年式步枪3120枝、捷克式轻机枪25挺。
汉阳火药厂：月产枪药30吨。
各类枪炮械弹1937年较1933年的增长情况为：七五炮弹增长1。1倍，八二迫击炮弹增长1。5倍，步枪枪弹增长2倍，木柄手榴弹增长1。5倍，防毒面具增长4。5倍，飞机炸弹增长5倍，八二迫击炮增长1。88倍，马克沁机关枪增长2。5倍。〔66〕
国民政府于1936年规定在1937年上半年以前装备完成20个调整师、1个教导总队、1个重炮兵团；除所需重兵器外，轻兵器皆由国内自制。
进口的武器装备，德国的占了外国输华军火总量的80％。所需款项以中国向德出口钨砂抵偿。1936年中国从德国获得的军火价值23748000马克，1937年增至82788604马克。到抗战前，中国从德国购买的武器装备有战车、8。8厘米重炮、10。5厘米重炮、高射炮、探照灯、机枪、鱼雷、快艇等，使中国军队３０万官兵接受了德式装备。〔67〕
1935年，为了备战，国民政府曾作了一个械弹储备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国内生产和进口两部分。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就所需数目向蒋介石建议如下：
步兵弹每月增至900万至1000万发，重机枪90至100挺，八二迫击炮20门。其中步兵弹药存于军械库者100万发，正在制造中者200万发，国外订购者300万发，共600万发。另外，法肯豪森还建议蒋介石再向德国购买1000万发钢心弹尖。〔68〕
1935年8月，法肯豪森对当时国民政府军队装备的评价是：“窃以华方所有新式兵器，从未有今日之充足……”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11
（九） 制订国防作战计划
自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之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几乎年年都制定“国防计划”，军政部及有关各部也断断续续地进行抗日准备。但是由于当时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安内”成为当前任务，军事上一切措施当然首先满足“安内”，然后才照顾后续任务“攘外”。所以国防计划年年拟定，都比较粗疏，只能束之高阁。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抗日成为当前任务，一切抗战准备才得以积极进行，国防计划也才有的放矢、有可行性地拟定出来。
1936年底，参谋本部拟订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度作战计划》。1937年3月修订完毕。计划分甲、乙两案。甲案是考虑到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之前而制订，乙案则是考虑到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或日美战争之后而制订（当时中方正与苏联进行建立对日军事同盟的秘密谈判）。两案中的“敌情判断”完全一样。主要内容是：“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俄日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作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之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国军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两案中的“敌情判决”则不相同。甲案是：“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乙案则是：“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其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
两案的“作战方针”也不相同。甲案是：“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以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并乘时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作战，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乙案则为：“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时机，以主力侵（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绥远方面国军应积极行动，将敌操纵之伪匪扑灭之，向热河方面前进，以截断敌军后方连络线，俾我主力军作战进展容易。”
两案的“作战指导要领”也不相同。甲案是：“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还特别规定：“作战期间，如赤匪尚未肃清，则内地未列入战斗序列之国军有继续清剿及绥靖警备之责，并统编总预备军待命集中。”可见该计划中仍夹杂有内战计划。乙案则为：“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以达收复失地之目的。”计划中取消了内战的企图，规定“作战期间，负有绥靖地方之国军，未列入战斗序列者，则编为预备军，待命集中”。
两案的“战斗序列及战场区分”、“各兵团之任务及行动”、“航空与防空”、“海军”，以及“兵站”、“警备”、“交通通信”等其他部分，内容大致相同。〔69〕
第三部分：“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国际形势和日本的侵略企图 1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６年中，不仅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内，中国国民政府逐步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最后达成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在国际上，希特勒于１９３３年出任德国总理，建立了纳粹政权，重整军备，要求“生存空间”，积极向外侵略；由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于１９３５年入侵并最后吞并了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１９３６年３月，德国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公然派军队进驻莱茵非军事区；７月，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帮助佛朗哥叛军推翻西班牙共和国；１０月，德国和意国签订秘密协定，规定意国不干涉德国并吞奥地利，德国则承认意国兼并阿比西尼亚，并相约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共同采取一致的方针，从而建立了柏林、罗马轴心；１１月，德国又和日本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意亦加入），规定“相互通报”情况、双方“紧密合作”、共同“采取防止措置”等。〔１〕通过德意和德日的这两个协定，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形成了侵略的同盟。三国不再各自单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