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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注 解（2）
这是诗集《修道院生活之书》中的第21首《如果我在某个地方成长》一诗的最后一句。
《修道院生活之书》中第15首的开头。
莎乐美这么认为，是基于旅行期间她对里尔克工作的印象。如需了解关于整个段落的更多信息，参看原文的注释：“作为祈祷者，那从你心底升起的，几乎没有任何目的。”
这句诗引自诗集《贫穷与死亡之书》中的第九首《让我们辉煌，上帝，让我们伟大……》。
《修道院生活之书》第12首。
这句大概是在《修道院生活之书》第18首《我结束飘泊回到了家》一诗的中间部分。莎乐美评论道，当她开始清晰地想到这首诗中的魔鬼念头时，她就预见了里尔克的命运。
《他们不穷，他们只是没钱》一诗的最后一行，也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主题。这最后一行仿佛是爆发出来的，而且具有强调的语气，几乎像一首只有一行的诗。它被放在《贫穷和死亡之书》的中间，引发出对贫穷的正面解释。
1903年7月18日，里尔克第一次停留在巴黎几个星期后，在沃普斯威德给莎乐美写信。在信中，他混合了这段时期（期间他曾去维亚雷焦住了一阵）的某些相关的印象。这些描写后来收入（有时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描写）在《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随》的第一部分中。当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马尔特同样住在里尔克曾经一度住过的图里艾尔路。莎乐美曾引用过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渴望大声说话，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又在信中说：“我必须经常告诉我自己……”莎乐美通常从往事（也从诗作）中引叙，这一点下文可以显示。“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云云早已经在那封描写巴黎穷人的信中出现过：“要是情况变得更好、更安静、更友好，要是我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身体仍然健康，那么或许能够继续下去：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而莎乐美的回信说：“……你误解了。你无望地遭受所有这一切，没有在一个更高层次重复它们……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的诗创造出了人类的恐惧。”里尔克已经确认并承认他“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的成就。
这关系到里尔克与罗丹比较亲近的个人接触阶段（始于里尔克9月份的访问），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仿佛信徒与上帝般的关系。这段关系在里尔克第二次巴黎之行时终结，那时他是罗丹的“秘书”——那是在1906年5月，罗丹曾对他大发雷霆。1908年初，他们的个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重建的阶段。莎乐美认为：第一阶段有着重大意义。里尔克追随着罗丹的步伐，通过模特儿，去表现“雕塑的要素，如外表的大小和类型以及跟轮廓的比照……决定它们到底应该是粗糙些还是光滑些、亮些还是钝些”。“这一基本因素是立体的、三维的”，它必须从形式中区分出来。（1902年9月5日给卡拉尔·里尔克的信。）
1914年9月9日艾斯奇恩豪森给莎乐美的信。莎乐美在那封信中的“目的”一词下画了线。
收入《贫穷与死亡之书》。莎乐美从中引用的是：“但是如果因为你我忧心忡忡直到倒闭。”这是序诗的最后一行。“上帝，让每个人都死得其所吧”这一行则是书中第六首的起句。后面几行“哦，上帝，让每个人都死得其所吧/死亡来自于每个生命/在生命中我们拥有爱情、意义和苦难”在主题上与“贫穷从内部发出灿烂的光芒”一行相关。
那是指1911年12月28日的信。马尔特首先是用炸弹来打比方，然后才用“上升的水闸”这个比喻。
这是在笔记接近结尾的地方，在败家子的故事前面，艾伯伦说：“但是难道她诚实的心会欺骗自己说，上帝只是爱的方向而不是一个爱的对象？难道她不知道：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害怕他，他就会爱我们？”败家子的故事也被说成：“一个不想获得爱的人的传奇。”参见J。R。冯·瑟利斯在他的《里尔克在瑞典的岁月》一书中的叙述（佛劳恩菲尔德和莱比锡，1936年版，第204页）；并参见莎乐美为里尔克作的回忆文章中对“上帝没有以爱报答”这句话的评论。
第一部草稿的续篇：“被爱——几乎是完全奉献的一个障碍，一切都依赖于它；‘上帝没有以爱报答’—— 一名真正助人为乐的上帝；浪子回头的故事—— 一种宗教冲动的误解。在这种冲动下，人是向内寻找，而不是向外或向上寻找。因此最穷的人变成了最富有，最神圣、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完全的贫穷，这是瑞内所渴望的完全的拥有。然而，这种命运的形象对瑞内来说仅仅意味着对创造性行动本身的压力，或者说对创造时间的压力。当我们预期一种难以理解的幸福时，一部分挽诗（单独的段落，壮丽的片段）涌现出来，希望在他心中闪耀——他的确能够使传达上帝启示的天使的严厉脸庞变得满意，无论这张脸多么残酷地俯视着他（——不再是没有脸面的上帝，上帝的面孔仿佛是生命自身的面孔，使人沉沦）。”
这个片段写于1912年或1914年，它被与“英雄哀歌”的主体隔开了。在他于穆佐特把第32…41节插入此处以填平这一间隔之后，这个片段成为了第六首哀歌的结尾，如下所示：“于是英雄猛冲过爱情的住地，/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高举着，他们的每一次心跳都是为了他，/但他很快就转向一旁，他站在微笑的尽头—— 一切都已改变。”
在1913年7月9日到21日期间，那时里尔克第二次在哥廷根访问。
摘自1922年2月11日穆佐特写的信。（按确切的标点是：“他们存在着。他们存在着。”）
在较早《圣经》译本中的补充和说明：“‘诸如上帝和天使形象’的主观化仅仅表达观念的重要，它是从自身产生的并属于它自身。它排除任何浮华的事物，即任何适时地伴随它或跟随它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的价值不仅比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价值……只不过为了装模作样，好像它存在过似的。”
参见1914年7月4日在巴黎写的信中的这段：“以我这样的状态，在危险的平衡中维持精神是极为重要的，我的身体沉睡的时候从这种精神状态中抽取出了最坏的范例，使它自己成为精神猿猴，并且在它自己的状态中，在最轻微的刺激下，它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变得多产；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尤其是在杜伊诺城堡逗留期间，里尔克加入了以玛丽·冯·图尔恩公主和特凯西斯为中心的社交圈。参看里尔克和莎乐美的通信。也可参见马克思·梅尔《与里尔克在科罗纳的谈话》，第6卷，1936年第6次。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注 解（3）
这被普遍地认为是莎乐美的洞见，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里尔克灵魂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心思。在她1925年12月最后（现存的）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她努力地在更多细节上解释她的想法，她也试图去理解里尔克极度的痛苦——里尔克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都感到被限定的困苦。莎乐美只看到了心理因素，尽管她也考虑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所有的折磨都来自相应的心理上的弱点”）。
1925年10月31日，在里尔克死前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尔克在他详细写给莎乐美的最后的信中，承认他活着“为了这最后的两年”（自从1923年10月末开始），“越来越陷入到恐怖当中”，在一个“可怕的圈子”里，他把这看作是一种“自找的灾难”，一个“恶魔般的妄想”，一个“荒谬的企图”。他也把这称为一种“游戏”，这些卑劣的魔鬼们正在和他玩耍。更精确的描写文字没有收入已出版的书信中，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莎乐美的完整的回信已经出版了。
（里尔克说他生活在恐怖之中，他脑中时时会出现恐怖的形象，它既有生动的表情，又有病态的本质。在1912年1月20日他写给莎乐美的信中，他说：“这一次长达数周的灾难围绕着我舞蹈，多么频繁啊”；“一种肌肉过敏症”、“我的肉体存在具有成为思想的讽刺对象的危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