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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中；职业中产阶层和收入中产阶层的这种态度差别没有通过卡方检验。
但是对于有关学历中产阶层，我们则有明确的调查结论：学历中产阶层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相信小道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多，相信官方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少。而在对照两者后再作回答的人比非中产阶层更多。而且可以通过检验。
这样的结论说明：知识对一个人的辨别力有很大作用。知识是处理问题的一种能力；在突发事件过程中，中产阶层因为知识水平较高，因此能够打破信息壁垒，综合处理信息，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身份又注定这一能力具有负面效果：知识的富裕使得中产阶层对自身的信息鉴别能力有过度的自信，最终可能会因为信息焦虑而产生错误的判断。
首先，文化程度的不同与获取SARS消息能力的不同之间具有线性关联。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中预先听闻者所占的比例最高，达600 ％，其次是大专及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522％和494％），其次是高中、小学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375％、344％和313％），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的居民中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低，仅为214％，相当于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的1/3。在全部数据系列中，可以明显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种文化程度人群中，呈现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消息灵通程度由弱到强的递进趋势。
第三部分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2）
关于文化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其相关性和递进趋势，可作图5…3如下：
图5…3文化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
这里，一个极具知性意义的结论是：在灾难来临之际，“流言止于知（智）者”（《荀子·大略》）的古老法则并不能在此中得到体现，相反，在灾难初起时期，由于对短缺信息的高度敏感，愈是有文化的人群，愈是流言的中介。
对于中产阶层研究来说，更具有论证意义的是，“五大城市非典调查”还表明：收入程度的不同也与获取SARS消息能力的不同之间具有线性关联。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4000～8000元以及8000元以上收入程度的居民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高，分别达590 ％和563 ％，其次是2000～4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471％），其次是1000～2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439％），其次是600～1000元收入程度的居民（321％），而300～600元以及300元以下收入程度的贫困居民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低，分别为237％和304％。在全部数据系列中，可以明显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种收入程度人群中，也呈现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消息灵通程度由弱到强的递进趋势。
关于收入程度的不同对获取SARS消息的能力的影响，我们对其相关性和递进趋势，
数据表明，流言的最初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敏感人群，并且，进一步讲，这些明显的敏感人群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相反，他们属于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为丰厚的中产阶层。
流言敏感的原因及治理策略
从我们在上文中对于社会流言的本质的讨论可以见出，中产阶层对于流言的高度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单单理解为其信息视点的敏锐或是生活态度的脆弱，而更应理解为其在社会风险中的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关这种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的来源，可能来自于以下方面：
①由于利益关联所促发的信息敏感；
②对于信息的较高的解读水平；
③对媒介的高接触率；
④活动范围的广泛；
⑤闲暇时间的富足；
⑥社会交往群体属性的多元性。
我们倾向于认为，流言的正面作用是使得早期的受众可以对潜在的社会风险获得预警并萌发对信息知晓权的奋争，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具有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利于人们更有竞争力地生存。而对于与信息敏感人群相对的不够敏感的人群而言，则在无形中促使其在信息生活层面更加弱势化。这无论是对于教育传播工程而言，还是对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建构而言，都额外地提出了一个沉重的工作课题。
流言的最初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敏感人群，意味着传播控制者在流言管理的问题上，有可能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
①对于流言的早期传播，可以通过主要对敏感人群作正向传播来更好地预防流言传播范围扩大和烈度增强；
②在流言传播的中期，通过类似的工作，可以更好地产生澄清事实的效用；
③由于这一人群属于文化程度、社会地位较高的中产阶层，因此，对于他们的说服必须采用较为合理的传播对策。举例而言，以“两面说”的方法施于其身远比“一面说”更为有效。就此而言，我们感到，那种试图以简单化的“正面宣传”理念来统摄传播管理的做法——这一做法曾经多次被证明是虚妄的和落后的——在这里，在有关流言控制的实证研究中，其非科学亦非明智的属性，再次得到了检验。
流言的信道依赖及其他
研究SARS流言的传播，一个重要的旨趣在于揭示其对媒介的使用。然而，从传播路径来看，调查揭示了中国民众在灾害事件中对于流言的接受主要以“道听途说”（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
从最初的地下SARS消息的传播路径看，五城市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五城市“道听途说”所占比例最高，且都超过了50％，而这其中以北京所占比例最高（642％），其他四市比较接近。我们认为，北京所占比例最高的原因是因为北京是受到信息封锁危害最为严重的城市。
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信息的不及时披露使人际传播这一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这次SARS流言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道听途说”较之其他媒介通道更为缺少传播的信度，我们认为，不管是从五城市的总数比例、还是从北京一地的情况来看，“道听途说”的人群比例如此之大，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流言在信息封锁之中更可能演变为谣言和谎言。
调查还显示，通过网络传播获得流言信息者所占的比例以上海为最高（260％）、广州为最低（41％）。其中，以上海为最高的原因，可以从上海地区网络信息传播程度较高及上海地区较晚受到SARS事件波及这两方面得到解释；而以广州为最低，可以从该地区信息传播选项中“其他”选项达107％（远高于排名第二的61％）得到解释：广州地区SARS流言的传播处在流言传播急遽膨胀的早期，受众慌不择路的选择多元化的信息通道更符合当时的事理。另外两个明显的原因是：①处在SARS疫情深重的地区，广州人在事件初期亲身感受SARS的机会不亚于从传媒感知的机会；②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以广州为最高（91％），且明显高出其他四市许多。
上述结果与五市SARS疫情出现的早晚、疫情持续时间与距离信息公开的时间长短以及各城市间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有关。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代表着媒体发展方向的互联网和作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在流言的传播中的作用已经占据主要位置。从理论上来解释，这种占据当是基于它们对现有信息权力疆界的打破，如波斯特所说：“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这使得边界变得无效。”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0页。这对于自感处于信息弱势的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对于较其他人群更容易打破信息壁垒的中产阶层人群来说，流言的敏感是具备先天的条件的；在这里，在中产阶层的流言传播对新媒体的利用上，反映的是媒体技术对中产阶层心理的征服。
第四部分教育和文化资本的获得与传承
获得与传承本章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