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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206页
在我国中产阶层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经产生，第一；中产阶层自身的特征决定它是维护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职业分布广泛；工作方式以脑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为主；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中高级知识分子、国家垄断行业职工以及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等；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收入水平方面的明显优势使他们具有独特的消费特征和较强的消费能力；成为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具有不断开拓的进取心和事业心；敢于干大事业；求大发展；多数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较高的学识水平和个人素质；组织形式是网络结构；易于各阶层间的沟通。
第二；中产阶层的壮大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壮大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从世界各国的统计来看；在社会阶层的各层次中；上层群体仅是社会的少数人；中间阶层和下层阶层呈现互为消长的关系；即一个所占比例较大时；另一个所占比例必定较小。当中间阶层构成社会多数时；由于只有较少的人处于社会的下层；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及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从而缓解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对立。“教育的普及使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均等；就职和晋升的机会也均等；尤其是出自于低阶层的人；职业流动和晋升的机会也增多；极大地减轻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与纠葛；社会流动率的提高和社会筛选制度的建立；是形成‘中间阶级’的有益机制；也是削减社会张力；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的‘安全阀’制度。”秦言：《中国中产阶层——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第16页。中产阶层是联系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通道；从而起到缓冲调适矛盾的作用。
第三；中产阶层的扩大有利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民主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中产阶层中多数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高等教育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和更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其结果是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活跃。有学者认为；从总的趋势来看；“中产阶层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制、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制民主的核心力量。”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85页。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稳定并不是对立的；相反；政治民主化发展不够会导致出现许多不利于政治稳定的问题。中产阶层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冷静的、理智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他们主张政治改革；但反对激烈剧变；不赞同通过革命或政治运动去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从理论上看；以自由为导向的法制民主制度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群众和财富阶级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不管取得胜利的是谁；那占上风的一方总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则为依归来组织中间形式的政体；他们把政治特权看作党争胜利果实；抢占到自己的手中后；就各自宁愿偏向平民主义或寡头主义而独行其是。”亚里士多德，同前引书，第206页。也就是说；在贫富之间的战争中；富人取胜会建立寡头制；穷人得势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唯有以中产阶层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才会是民主的、法制的；从而“较为安定而持久”。
第四；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而且他们今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展密切相关。中产阶层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这种状况决定了他们满足于现状；珍惜已经得到的一切。他们从切身利益出发；反对社会动乱；要求政治稳定；希望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中开拓事业；发展自己。他们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支持其不断深化；普遍都有一种强烈拥护既有政治体系的倾向。中产阶层的成员对社会主导价值观有较强认同感；能发挥维持现行价值取向及社会政策的作用。
在政治社会稳定方面，在社会结构中占优势的中产阶层会起着均衡和制约作用。亚里士多德说：“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资巨万，另些人员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备趋极端，不是成为相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劲的寡头政治，竟至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层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亚里士多德，同前引书，第118页。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利于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首先；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的一个结构性后果就是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公平；贫富差距很大；这种金字塔型结构表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他们所享受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很少；少得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严重不相称。少数人处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他们享受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很大；大得同样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其结果就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未能真正享受经济发展之惠；不能体现社会发展普遍受益的原则。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存在；必然导致社会的普遍不满；引发社会动荡。其次；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使国家缺乏抵抗风险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在评判一个国家或地方的现代化程度时；社会阶层结构可以说是最客观、最本质的指标。再次；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绝大多数人享受着体面舒适的生活和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管仕廷：《中间阶层与社会稳定》，《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4期，第33页。
在任何社会；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力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而中间阶层比例较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西方国家及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日本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例子，而经济急剧发展而又贫富两极分化的拉美诸国没能抗击金融风暴，导致经济萎缩，呈现了相反的例证。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20余年后，出现了贫富分化，继而出现的“仇富现象”也对社会的整合造成了伤害。
第五部分政治参与的理论和实践障碍
在我国政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中，阶级一词已经具备了特殊的内涵，往往与社会冲突、政治斗争相关联。中产阶层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在实现自身的利益过程中是否具有剥削特点和原罪，是否会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伤害其他群体的利益的基础上呢？当前，中产阶层要广泛政治参与还有制度上的瓶颈。因而，在中国中产阶层要在政治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克服理论上的障碍和进行心理上的疏通，解决制度上的限制。
不同语境下的中产阶层和中产阶层的革命性问题
对于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学提供了不同的认识视角，导致了对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悬殊的结论。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阶级社会主体结构的基本方法，它以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作为切入点，并由此将各类主体划分为不同阶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因此，中产阶层身不由己地要打上阶级的烙印。应该说，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入手区分不同的阶级，可以抓住问题的本质，认识主体对于社会发展的态度和倾向对于主体战略的制定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阶级分析的框架只给社会留下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类型：冲突的社会与和谐的社会。第一种类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本来就是对人类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