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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795～796页。民国18年（1929年）银行将实习学校改为银行传习所，以培养专门银行人才为宗旨，在教材选择、教员聘任、录取学生上都极其严格，取精重质。是年8月举行第一次考试，资格以高中毕业、大学预科毕业或高等专门学校肄业二年以上者为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同上引书，第806页。一些大的民族企业，新职员的录用，也用招考的制度。投考的资格，练习生须为初中毕业。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14页。而二三十年代各华资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要职几乎都由归国留学生担任，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徐新六、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钱兴之、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均为留日、留美或留英的归国留学生，他们构成了华资银行界的中坚力量。何益中：《归国留学生与上海华资银行业的进步》，上海：《史林》2000年第3期，第93页。安克强通过对29位上海市政府主要领导官员资料的分析，发现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学历高，均在高等学府或军事院校接受过高等教育。1929～1930年，市政府24％的职员为大学毕业生，25％是中学毕业生，11％是小学学历，7％来自教师进修学院，还有4％是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安克强，同前引书，第88～89页。
由此可见，就个体层面所受的教育及组织层面的科层制结构而言，职员阶层是上海社会最具现代性的群体。学校以其社会组织及社会化场所的功能，使教育成为促使一个人具有现代性的、非常强有力的直接和独立的因素。英克尔斯在对发展中六国进行的从传统到现代人的研究中发现，在决定个人现代性的水平上，教育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直接的和独立的因素。教育等级每升高一层，现代人的比例就有实质性的增加。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及社会化场所，学生们在那不仅学到知识与技能，而且学到了新的态度与价值，发展了新的行动倾向。见前引书，第197～201、205页。而科层制作为一种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技术化、理性化、规则化、非人格化的有效组织形式。这使得职员阶层作为现代城市人群，首先表现出较强的现代意识和职业道德。由于大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易于接受新事物和现代价值准则，具有现代人的法理、良知与判断是非的标准，因而表现出较高的自律、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社会品性。忻平，同前引书，第128页。这既是上海社会在转型中思想信仰和职业选择多元化特征的反映，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对新的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他们遵守行业规范：“仪容整洁、态度和蔼、职业道德、服从上级、遵守规则、不管闲事、办事敏捷、讲究效率。”对待职业有极大的责任心与创造性，能自觉地将职业谋生上升到为社会服务的高度，其职业的宗旨是：为己谋生，为人群服务。职业教育的训练要点是责任心、工作效能、互助、廉洁、乐业兴趣、创造精神。因此，敬业、乐业、创业精神往往成为企业的表率与凝集力，同上引书，第128页；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1页。并推动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职员职业效能、道德规范和敬业精神的培养，又与外在的制度化环境密切相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以提供方便、周到、高效的服务作为立行之本，提高银行的社会信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一方面确立了“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的行训，要求员工不仅应有银行理论知识及实务培训，还要“有大公无私之精神”、“热烈之服务精神”、“以光大行务为职志”、“重大我，轻小我”；另一方面制定了具体、严格的《服务规则十条》，甚至连员工谈话、行走、仪表、态度等日常举止都要详加规范，以此保证员工具备良好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能竭诚、高效、尽责地服务于社会和客户。每年根据考核结果，将行员分为三等若干级，分别进行奖惩、迁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同前引书，第798～802、809～817页；参见陈文彬《社会信用与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中心》，上海：《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第55～56页。上海市环球货品商业同业公会关于会员公司职工服务规则系由永安、先施、大新、新新、丽华、中国国货、中华、丽安、泰昌洋货木器及华新等十家共同议定，全业遵守。其中对工作、给假、纪律、奖惩、损害赔偿等都有详细规定。同样，小百货商业同业公会曾颁布《会员商店职员服务规则》，计十章六十一条，作为全行业的“店规”，要求零售商店的店员共同遵守。上海百货公司等编著《上海近代百货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264～265页。
第五部分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2）
与上述特征相矛盾的是，职员阶层又表现出典型的保守心态和依附人格。由于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渠道的有效性受到了不同资本分配差异的制约，文化资本既与经济资本存在着转化关系，同时又具有自身的再生产机制，因而使得层际之间和层际之内具有了相对封闭的特征。对于资本拥有量较多的人，其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现代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增加了谋取职业的要求和难度，这使得层际之间的流动对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发生，如果有也多是不同资本之间转化的结果，即使在层际内部，因各层次之间的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低到高的宝塔形分布也决定了升迁的难度。虽然职员阶层一般在人际关系中注重规则与契约，有着理性化的处事方式和态度，但由于身处被雇佣的地位，职业地位的获得必须通过刻苦努力、勤勉工作和等待时机，加之职业具有稳定性，薪水高于普通劳动者，因此，他们对此多为看重，求得安定是其普遍的心态，并由此形成了顺从、忍耐、非独立、非进取的依附品格，难以真正实现其追求的独立人格。职员人格的形成既与科层制相关，又受上海后发生型现代化的条件制约。科层制一方面促成了现代组织管理的理性化和效能化，另一方面却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工具理性所造就的合理“铁笼”里处于被物化的境地。连连，同前引书，第34页。在米尔斯看来，与19世纪的农场主和商人——作为自己主人的一些坚忍不拔的个体相比，20世纪的白领职业者从来就没有过作为农场主那样的独立性，更谈不上商人式的发财机会。他们总属于一些别的什么人，如公司、政府或军队；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提高自身的地位。由于现代理性的出发点已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社会的制度化结构，因此，“这些机构通过其科层式的计划和像数学那样精确的预测，不仅夺走了抓在它们手心里的小人物的自由，而且也夺走了他们手中的理性。百货商店、工业公司、合理化的办事机构和政府部门中的等级核算制度所展示出来的是灰色的工作方式和程式化的、有一定许可范围的自主性。而在科层制对自由和理性的侵入当中，自由职业者则是把社会裹束在一起的那些巨大的权威链条上一群可替换的部件。”C赖特·米尔斯，同前引书，第11页。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上海表现得同样典型。30年代洪深曾谈到，许多大饭店里的职员奉命唯谨，一切唯老板与顾客之命是听，被训练得已没有任何是非观念。忻平，同前引书，第129页。这种科层制对人的自由和理性的侵入在上海后发生型现代化社会里其表征更为突出。一方面职员阶层中的生活方式与形象足以使之成为现代人的典范，但另一方面某种卑微人格却更突显了半殖民地都市现代人群的致命缺陷同上引书，第129页。——“既有比上不足的自卑，也有比下有余的自满，在尊卑、贫富、权势和良心之间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维持和拓展生存空间。”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160页。30年代进行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调查显示：在外商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员，薪金虽然一般比旧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