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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中产阶层至少须有大专的学历，但是收入多少才算是中产阶层呢？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标，学界多不以数值资料来下定义，他们宁取个人资历为标准。由于中产阶层定义不一，其所占人口比例也不免因而分歧。许嘉猷说：根据新马派理论的统计，在1993年，中产阶层占台湾人口的34％，此一比例在1998年底时应已高达40％。许教授固定每十年做一次相关的调查。此外，他发现：中产阶层多集中在都会区，1993年时58％的台北市民是中产阶层，现在恐怕2/3都是了。同时，客观调查和主观认定所得的资料也不同。蔡瑞明副教授认为：主观认定的结果往往比客观调查高上10％～20％。一个人生活安稳，就自认为中产阶层了。他同时提供一个较为保守的资料。他说：以各项调查的平均值为立论基础，因此百分比不免低些。根据1997年的统计平均，客观调查下的中产阶层人口在25％～35％之间，而主观认定自己是中产阶层者则高达30％～50％。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盖浙生教授的资料又不同了：中产阶层的人口比例在1986年时是45％，到了1994年则上升至55％。他同时指出，中产阶层的中数分配对社会大有好处，一个社会若有60％的人是中产阶层，而上下各占20％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很稳定，因其弹性大，应变能力就强。他接着表示：因为社会开放，资源公平给予，于是使得社会得以容纳更多的中产阶层。过去中产阶层加速经济成长，同时减少贫富差距，但现今情况已渐渐改变了。根据许教授的研究：1951～1980年，台湾地区的所得差距一直在减小，因为财富的平均分配和不断的经济成长，台湾创造所谓的经济奇迹；但自1980年以来，连续13年，所得差距一直在加大，这是因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已由薪资收入转为财产收入。所谓财产收入系指股票、房地产等收入。薪资收入的差别不大，财产收入的差别则越来越大；然而，财产所得又是无法分配的，这也和商业形态的改变有关。1980年是一分水岭，指标如便利商店进入零售业和财团垄断情况日益严重。《社会流动——由社会流动到专业敬业》；许嘉猷：“根据新马派理论的统计，1993年中产阶级占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此一比例在1998年底时应已高达百分之四十”；蔡瑞明：“主观认定的结果往往比客观调查高上百分之十到二十。一个人生活安稳，就自认为中产阶级了”；盖浙生：“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在1986年时是百分之四十五，到了1994年则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五。”
第五部分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2）
愈见明显的贫富差距
曾经，台湾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缩小贫富差距而傲视全球。但是，过去十几年来台湾的贫富差距快速扩大，并恢复到1960年左右的水准。在经过三七五减租等土地改革后，渐渐缩小，在1980年时，达到最低点，即417倍。但是这条亮眼的曲线，已经悄悄上升。今年的倍数成长到55倍。55倍是指现在台湾最高所得20％家庭比最低所得20％家庭，年均所得多出140万元。而这还只是冰山的尖端，是看得见的以薪资、营业所得为主要统计依据的差距。若加上不能统计，或政府并未统计的财富，则贫富差距近年来的恶化状况更为惊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股票等资产所得。杨玛丽：《中产阶级，你为什么不生气？》；台北：《天下杂志》2000年第224期，第54页。
土地，一向是台湾最主要的财富项目之一，在每次转手及地目变更后，常创造巨大财富。但目前政府计算土地价值是依公告地价，而全台土地的公告地价平均约是实际市场价格的四成。因此土地交易后的获利所得，事实上被严重低估。依财政部资料统计，1976～1996年间，台湾土地交易者共获利10兆300亿，比台湾一年的“国民所得”还高（9兆8000亿）。但是只缴了1兆4000多亿的增值税，税率约只有1/10，远低于平均地权条例中所规定的40％～60％。因此，土地的巨大获利，大多进入私人口袋。股票市场更是近几年来少数台湾人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从1980～1998年，台湾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已经从2191亿元，成长到8兆377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224％。但是股票交易所得并未课税，若财富统计中加上这部分所得，贫富差距势必急速扩大。可以统计的，加上不能统计的，贫富差距恶化状况已经被许多人强烈感受到。尤其是全省只能以薪水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大中产阶层感受最强烈。同上引文。
中产阶层渐成弱势，与过去十多年来几个财富分配的税制，在庞大利益团体压力下，偏向富者密切相关。证券交易所得税及证券交易税，节节弃守，是其中之一。“台湾省财政部”：《1998年台湾地区家庭收支暨个人所得分配调查》；台北。
1低所得人却需缴较多税
不像土地、股票高所得不课税或缴低税，薪资所得者，一毛钱都省不了税。另一方面，他们的福利，也没有被照顾到。更荒谬的是，这群相对低所得的人，却是综合所得税的最大主要来源。依据“财政部”资料显示，1998年，全省人民所得中，只有557％来自薪资所得，而企业主所得占16％。但是在综合所得税来源上，薪资所得者却缴了高达723％的税，企业主只缴53％，与结构完全不成正比。而这个资料并不包括股票或实际的土地交易收入。若加上这部分资料，会发现薪资所得者，更是相对弱势。钱赚得较少，税却缴得比许多富人多。刁蔓蓬：《赤字与国债为何步步高升》，台北：《天下杂志》2000年第224期，第70～72页。
1992年，“财政部长”王建暄在任内推动土地交易所得税应按市价课征，而非公告地价，不见容于当局，义愤地辞官，从此台湾失去一位颇受大众肯定的专业政务官。在他下台前后一段时间，“总统”李登辉、省主席连战，企业界大老王又曾、许胜发、高清愿，“立委”王金平、王令麟等人，都曾先后发言反对土地增值税按市价征收。至今12年来，土地税制的改革，还未再出现另一次机会。
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已经可以在生活中明显感受。有人买好几亿的房子，也有人吃完这一餐不知下一餐在哪里。是什么因素，使得台湾的优秀政务官、知识分子、升斗小民，一一对现今政经结构、制度，如此失望，让这个社会失去宝贵的理想性格？台湾的政策走向，越来越令一般人民感受，资源措置、劫贫济富，甚至“行政、立法都在忙着为有钱人服务”（长期推动台湾劳工权益的“立委”简锡言）。根据《天下》2000年的调查，近七成的民众认为，上至“总统”、下至行政官员与“立委”、“民代”，是造成近年来台湾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责任人。批评者指出，台湾的租税制度，就是最好的富人减税、穷人纳税“典范”。杨玛丽，同前引文，2000年第224期，第81页。
2贫穷的危机感
资诚会计事务所副所长陈永清分析认为，台湾现行的赋税制度，不但不能发挥财富重分配效果，甚至是在惩罚辛劳工作的人。因为政府课税，“重点在课辛苦工作者的税，而没有课资本利得的税”。例如，一个薪资所得每年超过15万元的劳工要纳税，利息所得一年27万元以内却免税。他问：一个一年可以有27万元利息的人，银行里至少有四五百万元存款，结果免税，而一个打工的人，一年才赚十几万元，就要缴税，这样合理吗？又如证券交易所得不课税，土地交易以低于市价甚多的公告现值课税，也是对有钱人最有利。因为“那是真正最有钱的人在玩的东西，”陈永清开玩笑地说，综合所得税课不到资产利得税，干脆改名为“薪资所得税”，“薪”还应该改为辛劳的“辛”。《天下杂志》2000年1月刊，wwwcwtw。
一向活在“台湾钱淹脚目”自豪中的台湾人，突然间有贫穷的危机感。它不只是一种感觉（根据《远见》杂志的独家调查，有654％受访上市、上柜企业的人资主管或专员，开始有贫穷的危机感出现），也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实例。根据“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的调查也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