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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个人正从照片上一点点走下来，并且用那种含义复杂的目光看着我。
穿条纹衬衫的顾克非就这样走进于凉的视野。
他们真正有了第一次接触是在一次小说座谈会上。那个会议室重重叠叠摆了几圈沙发，于凉由于家住得远所以迟到了，她一进门就听到有个人正在发言，当她找定沙发的位置坐下来抬头循着那声音望过去的时候，她知道那个发言的人是谁了。
于凉在暗中观察顾克非，她发现他的嘴唇长得比照片上还要性感，是那种男人中少见的嘴唇轮廓：既厚实又有型，顾克非是个福相之人，五官长得厚实、饱满，声音浑厚有力，于凉说她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男人。
于凉深深迷恋上这个男人，为他不吃不睡。
于凉手里有他的电话，是那天座谈会结束交换名片时他留下的，他似乎并未注意到她，他彬彬有礼——微笑是挥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这让于凉感到不舒服，于凉想总有一天他们会单独在一起。
想给顾克非打电话的念头缠绕着于凉，无论走到哪儿都摆脱不掉。白天坐在办公室里上班，桌上的电话一响她总要打个激灵，好像被冷水泼着了一般（这个“电话过敏症”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报社上班的人如果害怕电话响那是很难受的，再小的报纸每天都会接到无数次电话，有用的，没用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于凉被这些密密麻麻的电话铃折磨得半死，晚上回到家清静下来，那些电话铃仍在脑袋里回响，挥之不去。
于凉斜靠在床上，带瓷瓶台灯的小圆床头柜上静静地卧着一部白得发亮的电话。这部电话的造型平时看起来乖巧可爱，这会儿却显得刺目，于凉几次拿起它都放下了。就在她犹豫着该不该给顾克非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铃出人意料地响了，是于凉的丈夫（一个电子工程师）从实验室打来的。他常年累月在实验室加班，对他们的工作于凉一点儿都不了解，也不感兴趣，问都懒得问。
于凉放下工程师的电话，心里觉得空得厉害，她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手边有几本书，拿过来翻翻却又觉得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时间在一点点过去，她再不打就太晚了，这时候，于凉心里拿定主意，不管怎么说豁出去了，给顾克非打个电话，如果是他老婆接不说话就把电话扣上。
电话通了。
长音响了很长时间却没人接，一声一声仿佛空谷回音。于凉觉得通体冰凉，血液的温度低于零下，耳膜被这种巨大的声音震得生疼。
在她准备放下电话的时候，电话里忽然冒出个很轻的声音来：“喂——”
于凉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她一口气说了许多话，她觉得说话像爬山一样艰难，额头上渗出汗来。在电话里他们约好了第二天一起吃午饭，顾克非像老朋友一样对待她，使她感觉很亲切。
于凉听见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于是，她便恰到好处地切断电话。
顾克非的家被那个女人布置得好像戏剧舞台，充满装饰感和做作的艺术感，客厅里有整个一面墙是用一种图案特别的装饰布围起来的，上面挂了一只黑白分明的大方钟。这只钟下面一左一右是两只对称的沙发，沙发中间茶几后面很不舒服地放着一盏灯头朝上的落地灯，显得拥挤和不伦不类。
于凉走进这个家就像走进一出戏里，于凉既紧张又害怕，他们刚认识只有短短几个钟头，他们刚在一起吃过午饭，顾克非很自然地对她说不如到他那里坐坐，他说他那位到外地拍戏去了。
顾克非告诉于凉，他老婆是一个跑龙套的演员，在一些电影里扮演小角色。她过于注重外表漂亮，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对做爱都不感兴趣。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们的饭正吃到一半，于凉心里“咯噔”一下，筷子停在半空中。顾克非很自然地帮她夹菜，倒饮料，一点也没觉得自己说了什么过火的话。
于凉说，他们第一次约会的那家餐馆现在已经拆迁了，再也找不到了。于凉还记得那天中午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的样子，他们面对面坐在那里，一点也感觉不到他们将要面临的巨大压力。
他们在那个充满戏剧化的家里坐了一会儿，一左一右，中间隔着一个硬木茶几，一路上亲密无间的距离一下子被它给拉开了；并且，格局一旦固定就很难再改变，他们说着没油没盐的话，东一句，西一句，竟然找不到落脚点在哪里。刚才在餐馆里那种有说有笑的默契这一刻忽然不见了，他们变得机械而且笨拙，腮帮子木木的，说什么连自己都不能控制，吃力、生疏，好像用别的国家的语言在谈恋爱，一句比一句更艰难更晦涩。
于凉说，她和顾克非的事从一开始就有点僵。
女人胸口的火山第三章 时间岔道（3）
突发事件
在于凉向我讲述她与顾克非故事的同时，另一件事正在并行着发生，它发生得太突然，就像一枚炮弹在未经瞄准的情况下一下子落到了某个地方，使受害者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当事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青年散文家由路与女副处长卫丽。
在诗人A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个下午，A坐在由路的房间里，听由路向他讲述坎坷的爱情经历。由路说他从来也没遇到过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女人对我不好”，他用朴实而悲伤的调子对A说。由路在讲述这番话的时候并不知道爱情正向他一点点地靠拢（到了晚上就会出现结果），就像坐在隔壁房间的A并不知道我的存在一样。
后来我和A在一起，A拼命回忆那天下午的情景，并试图找到一个可能突破的出口，力图改变时间原有的运行轨道（时间岔道之一），使我们的相见时间整整提前两年。
诗人A抽着烟，微眯着眼，努力进入一种回忆状态。我们拼凑起全部细节，让当时的情景一点点复活，就像把一种干缩的脱水植物重新放回到水里，那种植物一下子改变了原来黢黑干瘪的形态，一节节地膨胀开来。所有的枝丫都像小胳膊小腿那样努力向远处伸去，记忆的干也变得葱绿青翠起来。我们回到现场寻找突破口，诗人A果然回忆起一点线索来。他说当时他在由路房间里坐着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个负责会务的工作人员从隔壁503房间到这边502房来，手里拿着于凉从北京到西安的飞机票，过来询问另一位工作人员能不能报销（那次期刊年会要求到会者坐火车去）。他们拿不定主意，在那儿叽叽咕咕许久。这中间那位大会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若干趟，诗人A有口无心地问由路，隔壁房间住的是谁。由路告诉A，住的是谁谁谁，其中提到我的名字，这时如果A稍微有点好奇心，他也许会到隔壁去坐坐。这时A就会与正坐在窗前那张圈椅上听顾克非讲“99大劫难”的我相遇。
如果事情按照这种线路往前推进，那么我与诗人A后来的每一个参数都得改变（这是一种公式求证式的推理，可惜它不是真的）。
我们的事情毫无进展，但由路与卫丽的事却被某股看不见的力量推动着，快速向前推进。
后来我知道卫丽在那个下午从我们房间出来并没有跟着白洼进入隔壁房间，而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就失去了她与由路下午见面的机会，但到了晚上，他俩同时在我房间里出现，在瞬间擦出火花来。
由路和卫丽离开我的房间。
男的说，下去走走行吗？
女的说，太晚了吧。
男的说，晚什么晚，永远都不晚。
这话充满哲理，女的爱听。
于是他们站在水镜一样明晃晃的大厅里等电梯。等候的时间似乎有些长了，他们就有些尴尬，无人的大厅里仿佛有一些看不见的眼睛在盯着他们看。时间在分分秒秒地往后推移，在他们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电梯门忽然开了。他们一脚跨上去，将门合拢。
他们自愿囚禁在一个铁笼子里，然后有了许多想法，其中之一就是接吻。电梯的墙壁是镜子一样明亮的金属，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看到自己的影像，他们不仅没有感到羞怯，反而觉得异常兴奋，从镜面墙壁上他们看到一个男人亲吻一个女人的镜头，就像电影里一样——他们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别人在演戏给他们看，而他俩是旁观者。
他把手伸向她，镜子里的那个男的也这样做，什么都是双份的，连她也是双份的，她在他手里渐渐地变得虚幻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