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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年我到延安参加“七大”时，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讲了节振国的情况。毛主席开始是躺在一把躺椅上的，听到节振国的情况时，毛主席坐了起来，他说：这个人你们要好好保护，不然很可能就牺牲了。毛主席说对了，他在日后的作战中英勇牺牲了，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大概江青派人到唐山开滦煤矿作了调查，回来后由北京京剧团根据调查材料和电影故事，将《节振国》改编成了京剧。突然有一天，谢富治告诉我到钓鱼台开会，开会的人有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和我。我到钓鱼台后，江青首先就对我批评开了。她说：你为什么给个人树碑立传？我听得没头没脑，不知道是指什么事情。姚文元帮腔说：写的节振国剧本中有一个领导罢工的知识分子，这个人物是不是你？我说：剧本的事我不知道哇，我也没看过。当时唐山的工委书记是周文斌，他是通县潞河中学朝鲜族的同志，罢工是他直接领导的。我们地下河北省委在天津。我还说：在罢工期间，省委让我去了四次。罢工的领导人是周文斌和胡志发，这两个人后来牺牲得很壮烈。周文斌是冀东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创建根据地中被敌人包围时牺牲了，胡志发是被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后枪杀的。江青问：这个知识分子是谁？我说：应该是周文斌。我还讲了一下罢工的经过。江青说：你把它写出来。我说：没有材料，不好写。江青说：你知道多少就写多少。我回来以后，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江青拿着这个材料去问过毛主席有没有这个事。毛主席说：冀东大暴动是一件很震动的大事。毛主席的意思是说，江青连这样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难缠的江青我愕然
１９７１年夏，毛主席指定我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刘贤权任副组长，文化组有石少华、吴印咸、于会泳、浩亮、刘庆棠，黄厚民、狄福才是“支左”的，也是文化组的成员。王曼恬后一些。我知道这差使不好当，弄不好哪一天江青就把我翻了。谢富治在北京医院动手术，周总理去了，我也去了。在等待手术结果时，我向周总理指出：北京市的谢富治病了，市里的事多，已够我忙的，我不懂文艺，也没有文化，我也管不了事，可否不去国务院文化组任职？
周总理说：任文化组的组长，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但你可以暂时先不去，让刘贤权负责着。这样，经周总理同意，我就没有去文化组。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在京西宾馆看样板戏，戏演完后，周总理让我留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文化组的人都在场。在休息室里，江青对我大声说：毛主席的批示为什么不执行？你这个组长为什么不到任？我解释说：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我没有文化，也不懂艺术。张春桥一副架势，说：你不懂，不懂就学嘛！周总理也没有办法，就宣布了毛主席的批示。这样，没辙，我就主持文化组了。当时，电影也不让演，就演几个样板戏，大家只管几个样板戏。开始工作后不久，我提出群众有意见，是不是挑一些可以演的电影、戏剧出来演一演。当时，江青他们没有说什么。我让刘贤权、石少华抽调一些电影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放映的。他们两个人连天埋头看电影，选了《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两部片子，并写了报告送给周总理和江青。报告送上去几天后，江青、张春桥找我。江青、张春桥责问我，为什么跟他们唱对台戏？
我愕然。她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些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我向江青摇头。说我未调查过。张春桥说：有一个《红灯记》，你们就搞一个《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智取威虎山》，你们就搞一个《智取华山》。我心里说，江青真能扯得上！她让我把电影的导演和演员一个一个都了解清楚，并让我回来开会、检讨。回来以后，我找刘贤权、石少华说了情况，刘贤权、石少华觉得很突然，不知所措。因为正常人的脑袋怎么也想不到的。我说你们不要检讨了，我来检讨。我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说我没有仔细检查，提出的两部电影有错误。那时真难办，特别是浩亮、刘庆棠他们打了我很多“小报告”，我经常挨批评。我步步小心，在文化组受的罪大了。有一次，八个样板戏之一的山东的《红嫂》剧组到北京，住在市委的招待所里，我让石少华去接待一下，问一问有什么困难。石少华去后，剧组的负责人知道石少华是文化组的，很尊重他，问石少华这个剧还有什么修改的地方。石少华说：需要什么修改，你们提出来，我再去请示。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不知怎么反映到江青那里去了。要改动样板戏，那还了得？江青打电话到市委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破坏样板戏，你知道不知道？怪事太多就不怪了，我平静地说：我不知道。江青大发脾气，话筒震耳朵。她问我：石少华为什么不请示就那么说？我说：我没有听石少华讲过这个问题，我再问一问情况，了解了解。这又是一场，江青又说让我检讨破坏样板戏。我说：不是，只是招待时说话不慎重。这样，石少华就检讨了。这样的事情很多啊！检讨没完。
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
１９７１年夏，中央指定我做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我感到很难办。万里同志为我出主意说，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我说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呢？万里说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她是在天津造反起家的，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有一次她到北京来，我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来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我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每星期来一两次。她在文化组的这一段时间，应该说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文化组的人很多被江青整了，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
狄福才是８３４１部队在北影厂“支左”的，他是个老粗，不懂文化、艺术、电影。可能是在北影厂或科影厂开的一次会议上（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刘庆棠他们提出“江青是文化界的旗手，一切要按江青的指示去办”的意思。狄福才也发了言，他强调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事。这下闯了祸，得罪了江青。不久，江青、王洪文发动北影、科影的造反派贴揪狄福才的大字报。当时，我不知道狄福才在会议上讲话的情况，在和王曼恬商量了怎么批判狄福才等问题时，我说狄福才是８３４１部队派来“支左”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批判狄福才，影响不好。我提出先开小会，大家在会上对狄福才可以提意见。说是小会其实也不小了，大概开了两次，有一百多人参加，提出的意见无非是“支左不力”、“不懂装懂”、“整人”等等。然后，开了一次大会，有几千人参加，这时，局势就控制不住了。
一次文化组开会，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提出要让狄福才检讨为什么不尊重江青的问题，他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我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