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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人大召开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周总理就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当时是三四个人为一批，周总理分批谈话。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让我去任部长。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提出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记得张春桥、江青坚持让我任文化部部长，他们说：就得你来搞。为此，倪志福曾和张春桥发生了争吵。倪志福说：北京市的工作吴德同志还管不过来，他不能兼任兼管那么多别的事情。张春桥说倪志福是本位主义。总理提出我做市委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主任要倪志福来搞。倪志福不干。张春桥提出别的书记是否也不兼主任了？这就牵扯到上海兼主任的问题。总理没有再提。
我找先念同志，提出无论如何我不干。我和先念同志经常接触，他对文化组的情况也很了解，我对他说，你也向周总理说一说，我实在干不了。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我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这个提议大概是“四人帮”商量后确定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再一次找先念同志提出实在干不了的困难。先念同志大概向周总理反映了我的情况。事实上周总理对我在文化组的尴尬处境也是很清楚的。以后，在一次征求人事安排的谈话中，周总理对我说，让我到人大去。周总理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研究前例，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市委第一书记。我向周总理说：我不能胜任，很多民主人士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总理对我说：你怎么糊涂啊！我听到周总理说出这样的话，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先念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周总理批评你糊涂了吧？我说：是，批评了，但我的确不能胜任人大的职务。先念同志说：只有这一个办法，你才能脱离开文化组，不到文化部去，你调到人大工作，人大的人员是不能兼任政府部门的工作的。毛主席批准时，你什么也不要讲了。我这下才明白了周总理的意图。这样，我就脱离了“四人帮”把持的文化组。
我不任文化部部长，就讨论由谁任文化部部长。我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我具体提名上海的一个著名教授刘大杰。江青他们不同意，他们提出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周总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四人帮”比较注意铁道部、教育部、文化部的部长安排。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是先念同志坚持的，教育部是周总理提出周荣鑫任部长，铁道部的部长万里后来被他们批判了，教育部的周荣鑫被他们迫害死了。周总理提出人大副委员长要有一名工人，要有一名妇女，王洪文他们提出好像是东北的工人劳动模范王崇伦，周总理后来换为李素文，李素文既是妇女，又是工人的劳动模范。周总理还提出让西北出一位副委员长，后来，西北出了一个工人造反派姚连蔚任副委员长，这个提名，“四人帮”没有反对。
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周总理当时为了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找了很多人商量，他与“四人帮”怎么商量，我不知道，他很为难，反复商量，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是周总理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毛主席在人事安排前，指定人大要安排朱老总、董老、宋庆龄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还是总理”，小平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排在小平之后。周总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的名单就报送毛主席了。毛主席在外地，他在批阅这个名单时把谢静宜任副委员长划掉了。
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四届人大时，政协大会没有召开
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毛主席对谢静宜说：谢静宜你已当了大官，搞不好就卷铺盖走。关于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我知道只有谢静宜被毛主席划掉了。我调到人大工作，任常务副委员长。我要筹备人大会议，工作很紧张，有一个很多人的组在张罗这个工作，吴庆彤参加了。他是国务院的办公室主任，这位同志很能干，朝鲜战争时打掉了一条腿，他从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调了一些人。原来在人大工作的干部当时分为两派，斗争得很激烈，正在把他们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周总理安排人大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是四届人大开会时的秘书长，我提出大会闭会后，我的事情太多，再任秘书长不行。江青他们当时都说，就是你任秘书长。我坚持说我的事情太多，照顾不过来，并说人大有很多外事活动，我不懂外交，是不是找一位能够处理外事活动的同志任秘书长。江青他们就问是谁。我当时冒了一句说，听说毛主席考虑让姬鹏飞任秘书长。其实我没有听说过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四人帮”当时很惊讶地表示，他们没有听说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这个好办，问一问毛主席就是了。我也不知道小平是怎么向毛主席说的，后来毛主席同意姬鹏飞任秘书长了。姬鹏飞是原来的外交部部长，那时说他在一次外交宴会上说了错话，已由乔冠华把他换下来了。周总理提出人大的副秘书长是罗青长、武新宇、李金德、沙千里。四届人大前，邓小平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负责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我组织开会。我记得关于代表的人数问题、大会主席团的安排都是周总理亲自抓的。我不了解情况，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提出应该如何安排的。
小平同志当时对我说：赶快抓紧搞。我抓了各省代表的组成问题，各种报告的翻译问。翻译问题很复杂，有民族语言的翻译，还有国别语言的翻译问题。当时提出一个什么词不符合内蒙古语言的习惯，原来的翻译就有不同的意见的问题，我说原来怎么翻译的现在就怎么翻译。后来，是小平同志组织翻译班子，搞了这项工作。人大开会前，周总理让我去向朱老总、宋庆龄同志汇报一次，我说向朱老总汇报可以，但我从来没接触过宋庆龄，不知道怎么向她汇报。周总理告诉我，先向她解释人大召开的时间仓促一点，没有来得及向宋副主席请示汇报，然后再讲人大会议的安排和人事安排。周总理看我确实为难，就提出让我去找廖承志，说廖承志与宋庆龄很熟，让廖承志陪我一起去把问题讲清楚。我和廖承志一起向宋庆龄汇报了召开人大筹备的情况。宋庆龄很客气。廖承志一会儿讲广东话，一会儿讲英语。最后，我提出请宋副主席指示。她说：没什么意见，很好。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对我说：人大的两派相持不下，你找武新宇了解一下情况，连搞收发的同志在内，从这些人里最多挑出１０个派性少一点的人。后来，经过武新宇等人了解后，从人大常委会原来的一二百个工作人员中挑了１０位同志。姬鹏飞说工作人员太少了，专门找我反映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周总理一再给我打了招呼，说原来人大常委会的人两派斗得很厉害，暂时无法用。周总理还交代说，如遇有大活动，人员不够时，可以找国务院的吴庆彤，由他负责开常委会时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当时，人大常委会除了我们这些人，日常的工作就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召开时，毛主席在考虑还要不要一同开政协会议的问题。以往政协和人大是同时召开的，但四届人大时，政协大会没有召开。从我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到四届人大召开的这一段经历，我深切地感觉到，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在江青的羽翼下又集结着一个炙手可热的圈子，他们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施阴谋，放冷箭，许多人因此中箭落马，许多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部门成了重灾区。他们窥测方向，不放过任何机会，制造一次次风波，向他们认为对他们篡党篡政构成最大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