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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先生在后来《致余秋雨的公开信》中
说：“你（余秋雨）的那篇‘访谈’，其实一眼便能看出是你自己的手笔。”这两位的说法，都没有得到余秋雨的确认，只能算揣测之辞。本书转载的这篇《访谈录》，文字全以东方网 录的最早发表的《深圳商报》为准，出版后的稿酬和样书也将寄往《深圳商报》编辑部。 当天下午，《新民晚报》记者胡展奋看到了晚报上《被“咬”者的回答》一文后，立即冒着风雨来到七宝秀枫园，再次对我进行了专访。
当天晚上，有位朋友向我转达了华东师范大学王教授亲耳听到的对我的非议。王教授在和几位退休的同事一起进行晚锻炼时，听到有人说：读了《新民晚报》上余秋雨《被“咬”者的回答》后，看来金文明是个骗子。由此可见，余秋雨在那篇访谈中影射我是“匿名编委”、“外援编纂”，以及他故弄玄虚地提到罗竹风的“潜台词”等卑劣行径，已经对我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
6月27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同时转载了《新民周刊》记者胡展奋采写的《金文明谈“逗咬”余秋雨》和《新民晚报》记者郑清风采写的《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表面上看来，似乎让双方公开对阵，但事实上并未做到旗鼓相当。因为广大的读者还没有看到我对余秋雨后发制人的辩驳作出相应的回答。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随着《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一文通过《新民晚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媒体在全国的传布，几天之内便已广为人知，但也很快受到了众多学者和网友的批驳。这里选录两篇，以飨读者： 王顾左右而言他 秋雨出言惊煞人 李广洁
上海学者金文明先生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由书海出版社出版后，在国内文化界引起关注，这都是情理中之事。大多数读者最关心的，恐怕是余秋雨本人对此事的反应。看过金文明先生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其中所列余秋雨文章中的126处差错，大多数都是实实在在的差错，只有极个别问题可商榷。我以为秋雨先生对自己书中的差错应该坦然面对，有错就改，并不丢人。但是看了余秋雨6月25日在《深圳商报》发表的回应言论，真让我开了眼界。余秋雨完全是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架势。
稍有点文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致仕”一词的意思是退休，但余秋雨偏要把“致仕”说成是当官。许多人已经指出这是一处绝不该出现在余秋雨这样的名家文章中的错误。且看余秋雨怎么说：“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建议金先生去认真读一读。”秋雨先生可真是能辩之人。分明是他先误解了“致仕”的原义，在文章中误用了“致仕”一词，当别人指出来后，他不愿意承认，又找来胡适先生为他帮忙。众所周知，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是有一些古汉语的字、词意思在现代汉语中发生了变化，但“致仕”一词却从未发生过变化。“致仕”并不是现代词语，现代汉语词典中不会收录“致仕”这个条目。余秋雨说“致仕”是“早已不用的古语”，他自己“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在他的笔下，“致仕”这个古语就应当“古词变义”，变义为“当官”。不知道秋雨先生的“现代规则”是个什么神奇的规则。胡适先生地下有知，恐怕不会赞同把“致仕”说成是“进入仕途”，还是让他老先生安静一阵吧。
金文明认为余秋雨在《都江堰》一文中把李冰担任蜀郡的年份定在公元前251年是不正确的。余秋雨说：“我在李冰研究上花过不少功夫，细说起来太专业，我也不必翻其他文献给他看，既然他自称‘参与编纂《辞海》’，那就翻翻他的《辞海》吧。这个年代，就明明白白地印在《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中，尽管书里的起止年份与我的考证不尽相同。我倒要问金文明先生，难道是《辞海》‘纯属杜撰’吗？那该早一点给《辞海》指出来才对啊。”在《辞海》第1422页上的“李冰”条下，有这样的文字：“战国时水利家。约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守。”金文明先生的观点和《辞海》的观点是一样的，倒是余秋雨先生的观点和《辞海》的观点有出入。不知道秋雨先生要让金文明先生给《辞海》指出来什么不对之处？真是匪夷所思。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狼山脚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思维和文字难于框范的部分。让他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远比抱着一部《康熙词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金文明先生指出余秋雨杜撰了《康熙词典》这一书名。余秋雨对这个问题的论战手法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他说：“关于《康熙字典》的争论，简直是把愚蠢的问题强加给我，连小学生也知道，康熙皇帝不可能自己编《康熙字典》。我对这个问题的原文一翻就能找到……《康熙字典》这个名字怎么会是我的杜撰呢？”金文明很明显是说《康熙词典》一名是杜撰，这个错误在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1月第13次印刷的《文化苦旅》第156页第6行上还赫然在目。但秋雨先生不顾这个事实，却在论战时把《康熙词典》改成《康熙字典》，这样他便说金文明“简直是把愚蠢的问题强加给他”，把金文明丑化为一个知识低下、连小学生都不如的傻瓜。真是连基本的论辩规则也不讲了，其手段实在高明。
余秋雨对自己在书中误用“致仕”、误书《康熙词典》、误定李冰任蜀守的年代等差错拒不承认，无理辩三分。对于一些不承认也说不过去的差错，秋雨先生是如何回答的呢？他自有过人之处，余秋雨说：“他也指出了一些显然排错、印错的字。例如把‘ ’排成了‘樽’，把‘钺’排成了‘铖’……把‘叶昌炽’排成了‘叶炽昌’。有些冷僻字在电脑中很难找，要造出来，你看报纸上刊登他的文章时，这些字有的也排成了异体。”余秋雨一句“排错、印错”，就把自己的差错全都推给了印刷厂的工人和出版社的编辑，反正他是不会有错的。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指出的问题很多，我倒很想听听余秋雨先生对他自己把唐代的吕洞宾说成是“道家始祖”、把五代时的吴越国国君钱 改名为“钱 常”、让法国文学家雨果在出生前的8年去参加法国大革命、让死去的柳宗元为自己书写碑文等差错是如何回答的，但秋雨先生对这些问题却没有回答。也许像他在《深圳商报》上所说的那样，“与这样的思维方式纠缠下去太累了”，他不想去回答。也许这些差错也是属于“显然排错、印错”的那一类，由出版社和印刷厂去负责任吧。秋雨先生曾经说过，“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也可能他的“现代规则”中就没有自己失误这一项，按照他的“规则”，有差错显然是排错、印错了，反正自己不会错。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9节 怎么会信马由缰
听书海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说，他们出版社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出版后，收到了不少读者来电和来信，其中有一位家住北京的老年读者写信说：“这两篇报道文章（指《深圳商报》6月19日和6月25日两次发表的报道）使我想起了去年我给余秋雨写去的一封信，现将原信复印件寄上供阅读。从中可以看出，我对余秋雨先生本来是很尊重的，我原来以为我寄去的信一定会引起他的重视，并且对他因疏忽而造成的严重错误认真地对待，加以更正。谁知不然！余秋雨先生根本置之不理！这就使我明白了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