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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余秋雨的散文，因为专业和兴趣的关系，我原来只看过他写的《抱愧山西》，觉得他的文笔不错，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近年来文坛上有关余秋雨散文的一些争论，偶尔听朋友说说，没有去关注。我原以为，作为一位声誉日隆的散文作家，余秋雨先生对自己作品中的个别失误，也会像鲁迅先生一样痛快认错更正，这是一个学者、作家的本分嘛。前两天，我的一位好朋友送我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作者是上海的老编辑金文明先生，书中考辨了余秋雨散文中的一百多处文史差错。看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我确实感到吃惊，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史差错确实不少。出于职业习惯，我又借来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书，大致浏览了一遍，发现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史差错比金文明先生指出的还要多。《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中的文史差错，在金文明先生推出《石破天惊逗秋雨》之前，已有不少学者陆续指出过，但都没有像金文明先生这样系统、严谨。对于读者们的批评，余秋雨先生是什么样的态度呢？看了余秋雨的一些回应文章，我感到万分吃惊。他在《山居笔记·自序》中说：“我曾对学生戏言：‘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课堂，把能够想清楚的问题交给研究，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以我的经验，拿过于明白、清晰的事情来写散文，是末流之举。”“经常也会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但我不能放下笔去查证，因为文思一断往往再也接不上了。有时也会自己告诫在写完之后核对一遍，但正如古人所说，这种事如扫落叶，扫来扫去总有遗漏。因此凡有读者指出我记忆不确之处，我总是十分开心……总之，专心致志写灵感，耳聪目明扫落叶，两者都是乐事。”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一文中，还有更惊人的语句呢！他说：“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
呜呼！世间竟有这样的奇文字！这样的文字竟出自余秋雨这样的名家之口，简直不可思议！我真怀疑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冒余秋雨先生之名来发表这些言论的，但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可能余秋雨先生最初写散文的时候，是想写给那些大学者们看的，让学者们回答他想不清楚的问题。所以他“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没想到他的读者以青年居多，尤以中学生为最，一些问题只会把中学生们搞糊涂！你这是在写散文，可不是像屈原一样在写《天问》！至于“拿过于明白、清晰的事情来写散文是末流之举”的说法，恐怕是余秋雨先生的发明。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鲁迅的文章，所说的都是很明白、清晰的事情，难道都成了末流之举？散文的高下好像不是以模糊、糊涂为标准来判定的，莫非余秋雨先生要改写中国的散文写作史？还有，你写文章，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是马上去查证，还是写完之后再去核实，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为读者负责的作者都会认真对待此事的。我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哪位古代的先哲说过这种事像扫落叶一样，可以不去认真核对。拿“文思一断往往再也接不上”、“扫来扫去总有遗漏”这样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误开脱，恐怕不太高明。按照余秋雨的说法，有些人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但他也承认会“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是不是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别人从他的鸡蛋里挑出的骨头都是属于“冷僻的史料差错”和“记忆不确”的失误呢？我看不是，大多数差错是属于文史常识类的错误。
一场子虚乌有的战争：三危山前的大战
《文化苦旅·莫高窟》的开头一段：“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这段文字中有三处常识性错误，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已经指出其中的两处，但引用史料过多，因为余秋雨先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查证。我试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说明这几处差错。根据余秋雨的提示，我查阅了《山海经》一书中关于三危山的记载，《山海经·西山经》：（符惕之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根本没有“舜逐三苗于三危”的记载。看来余秋雨说“舜逐三苗于三危”这句话源于《山海经》是记错了。《山海经》的内容极富神话色彩，虽然也有一些实在的地理内容，但论及历史，一般都不会到《山海经》里去找依据，这是常识。舜、三苗、三危，是这句话的三个要素，我们不妨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入手查证这条史料的出处。关于三苗，《辞海》的解释为：“三苗，古族名。亦称有苗、苗民。《史记·五帝本纪》载其地在江、淮、荆州。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根据《辞海》的提示，我们再去查《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是说舜把共工、 兜、三苗、鲧四个不服从命令的部族首领流放到幽陵、崇山、三危、羽山四个极远的地方，以示惩罚。三苗在这里显然是指三苗族的首领，而不是指整个三苗部族。由此看来，《辞海》“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的说法也不确切，应该为“传说舜时其首领被迁到三危。”根据《史记·正义》的解释，三苗族的首领叫饕餮。余秋雨先生说“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显然是把“迁三苗于三危”这句话记为“逐三苗于三危”。“舜逐三苗于三危”不见于任何一种先秦文献记载。看来，是余秋雨自己自造了一句史料，然后又把这条根本不存在的史料当成事实，煞有介事地大发了一通议论，断言当年舜曾率领中原大军和三苗族在三危山实实在在打了一仗。三苗地处江、淮一带，舜如果要和他们决战，不在较近的南方攻打，却要把他们驱赶到几千里之外的三危山才决战，真是吃饱了撑的！以想像丰富著称的《山海经》也没有这样大胆的想像。“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不知道余先生这里说的马蹄声是从何而来？中国的车战，在夏代初期才出现。至于骑兵作战，是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才大规模出现。在上古的尧、舜时代，根本不会在作战时响起哒哒的马蹄声。据《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有天下之后，“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而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文中的干和戚都是古代的兵器，不用于战争而作为舞蹈的道具，说明舜主张止战修教，以文德去感化三苗族，使他们归顺。
难懂的奥妙：历代的僧人为何偏偏选中了沙漠？ 《文化苦旅·沙原隐泉》写道：“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俗民、艺术家要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余先生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常识性差错，现在莫高窟一带的地理环境并不能说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情况。莫高窟位于今敦煌市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