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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妨跟资助办公室讨价还价。我的一位朋友，同时被斯坦福大学与纽约大学录取，纽约大学除了给她一笔助学金之外，还给她可观的奖学金。于是她打电话告诉斯坦福大学资助办公室说，如果不多给一点的话，就只好去纽约大学了。这种半央求半要挟的办法还挺管用，校方一旦录取了一个学生，为了提高“实到率”，是会想方设法地与别校竞争、吸引好学生的。斯坦福大学就把我这位朋友的助学金，提高了1；500美元。
我申请大学的1996年，我们家庭正处在经济状况的低谷，这在我申请大学资助时附上的前一年报税表上一目了然。于是耶鲁给予了优厚资助，每年只需我父母交六千美元。
不过，所谓“资助”也并不全是学校白给学生的钱，而是以津贴（grant）啊、贷款（loan）啊、学生在学期间勤工俭学的工资（workstudy）啊，等等各种名目，组合而成的“套餐”。像我念书时每年得到耶鲁将近三万元助学金，其中有几千元是联邦政府给学生提供的低利率贷款，叫“StaffordLoan”。这种贷款在学生毕业后六个月起才开始计息。耶鲁的规定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必须贷款额是2625，以后几年逐年增长，年级越高，每年必须贷款额就越多。二年级，每年3500，三年级和四年级则是每年5500。到我毕业时，一共欠了这种贷款17；000多美元。
助学金另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是在校内的各行各业打工了。耶鲁把这笔钱也算在给学生的资助总额之内，要求领资助的学生每星期在校工作十个小时左右。走进校园，放眼一望，大学的各个学术部门、行政机构，上到校长办公室，下到图书馆、餐厅、小卖部、实验室，都由许多本科生劳动力在支撑。
我刚进校，就遵父母之嘱，打听和申请工作机会。我在耶鲁打过的工五花八门，一下子还回忆不全。有的只做了一两个月，有的则一干好几年，成了我课外固定日程的一部分。
记得第一年，我给耶鲁的“就业服务中心”当过文秘和接待员——整天坐在大厅里无所事事，或者给工作人员复印文件、倒茶送水。这份工作一小时六元。做了不到五个星期，我决定另谋高就，找到一份在耶鲁交响乐团演出之前卖票、给观众带位的活儿，每小时七元。我爱好音乐，又很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很热衷这份工作。可惜交响乐团不经常演出，一个学年就那么六七场。
浑浑噩噩度过大一，根本没达到学校工作时间定额。暑假在纽约打工，开始是给一家出版社当文秘，后来在纽约中国城一家语言学校当教师，给刚刚移民来的华人青少年补习英文。哦，忘了提一句，耶鲁的资助中，还有一项“自我帮助”（self…help），其实是指学生在暑假时打工的收入。学校预计学生在整个暑假能净赚两三千美元，于是把它也算作资助的一部分。每年暑假我都会打工，但是在纽约打工的那几个月，除了交房租及吃饭，几乎每个晚上和周末都去博物馆、音乐厅和剧院。有没有存下两三千美元？现在记不清了，想来不大可能。
大二时，在一个与耶鲁有密切关系的格兰特基金会，找到了一份给纽黑文地区穷苦孩子补习英语的工作，工资标准是每小时七元多，工作性质非常有挑战性，让我非常热爱，于是我在基金会一干就是两年半，从普通英语教师做到学术主任（一小时九美元！对当学生的我来说，实在是笔巨款），暑假时还留在纽黑文为这个机构举办的夏令营工作。此外，由于我德语成绩不错，我在大三后当上了一名由校监办公室认可的“德语辅导员”，作辅导每小时是十元钱，不过工作时间十分不固定，需要德语辅导的学生时多时少，平均下来一个星期也只有两三个小时。
另外，我还在大学的医学图书馆干过上架（一小时七元钱）、在一家耶鲁校刊编辑部里做过打字与校对（一小时六元多）、在耶鲁一个心理学研究机构作过信息输入与研究助理（一小时八元）、还给耶鲁的“儿童研究中心”做过调查员，每天天不亮起床，到纽黑文的很多中小学对学生进行性与毒品教育调查（一小时十块五毛——这之中的故事可就多了，以后另写一篇文章与读者们分享吧）。
待遇最优厚也最有趣的工作，还得数在耶鲁做调酒师了——一小时11块5，还管吃管喝，可说是耶鲁校园里最炙手可热的工作。可惜，法定只有21岁以上的学生才可以从事这项工作，所以等到我年龄达标，经过培训、通过考试获得资格之后，总共只做了不到一年就毕业走人了。
值得提一句的是，或许在别的大学情况不一样，我只知道耶鲁我的这些打工“同事”，相当一大部分来自家境殷实的家庭，他们并不领助学金。之所以打工，只是愿意在课余时间给自己挣点零花钱，好手头松动松动。
在我的印象里，耶鲁的这些同窗是相当“勤工”而不“俭学”的。他们脑子快，勤奋，很注意“开源”，但是并不“节流”，反而用他们开发的“源”去“增流”。也难怪，在大学城里的诱惑比比皆是，一杯星巴克冰咖啡就要花三块多美元（我得在校刊编辑部校对半小时！），一顿晚餐至少十美元（我得在图书馆上一个半小时的架！）。像我现在任职的小公司搬迁，雇了一个耶鲁三年级学生，他工作起来真有点“拼命三郎”精神，白天在耶鲁总图书馆工作六个小时，下午和傍晚到我们公司来，有时干到深夜才回家，一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是因为家境困难吗？不是，他在攒钱给自己买一个小iPod，标价五百美元左右，得让他拼命工作一个星期。
我回国与同龄人讲起这些事，他们都很羡慕——羡慕美国校园内外有这么多挣钱的机会。难道中国不也同样充满机会吗？或许只在观念：美国是“只要法律没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而中国是“只要是法律没允许的，就是禁止的”，所以看到有许多社会需求，也不敢应承，看到许多活儿没人干，也不敢伸手？
总之，美国校园里的“打工族”并不一定都是家境困难，需要学校资助的学生。这些比比皆是的打工学生，也算是美国大学校园中的一景吧。
第二辑 校内校外我办过一张假身份证
很多人都说美国非常开放，殊有不知，美国也有相当保守的一面。就拿“酒”这个敏感话题来说吧，美国所有的州，都规定21岁以下的人不能买酒，也不能在公共场合喝酒。许多从外国来美国留学的研究生都表示对这项法律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16岁就可以开车，18岁就可以选举、买枪、抽烟，却到21岁才能喝酒？这完全不合逻辑！”
尽管不合逻辑，可是这项法律好像还被不少人拥护。至少，一时半会还没有把它解除的希望。而且，有些州对这项法律的执行还真的特别严格，就像我的一篇文章《一辆警车追上来》中所写，我们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大部分不满21岁）在新罕布夏州企图买酒，被好好教训了一番。
我不是酒鬼，酒瘾没有那么强，所以一直没有觉得这项法律对我有多么不便。我甚至很反感那些只要某个派对上有酒就毫无节制地喝到呕吐为止的学生——在耶鲁，这种人还真不少，不过这又是另一篇文章了。
大一的暑假，刚满十九岁的我在纽约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晚上下班后，有时想和朋友去听听爵士乐或是去跳舞。可惜这两项娱乐大都在夜总会或者俱乐部里举行，而这些场所因为供应含酒精的饮料，所以明文告知“21岁以下的人不得入内”，警卫在门口检查身份证，所以我和当时同样未满21岁的朋友大部分时间都被拒之门外。
有一次，在和另一位朋友吃午饭时，我大发牢骚，抱怨自己因为不够年龄，享受不到纽约所谓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每天晚上都不得不闷在租的住房里看电视。
“你应该想办法搞一个假身份证。”这位显然经验比我多的朋友开始“教唆”。
“是吗？”我非常惊讶，“还有搞假身份证的地方？”
“那当然啦！这种商店在纽约遍地都是，办起来简单极了。”朋友胸有成竹，“我自己就办了一个，挺管用的。”
“难道不会被人识破是假的？”我有些担心。
“其实也看得出来，不过，你不会拿它真去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