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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环球报》乐得不用单独向耶鲁派记者，就聘了他为这次事件的专题记者。葛尔顿此举，当然是希望能在这些大报中打出名气，在毕业后能跨进大媒体的门。可是为了这点事就如此地不讲职业道德，胡乱向人身上抹黑，让我们一提起来就愤慨不已。
不过，经过这么多的人如此严厉地抗议后，《耶鲁每日新闻报》倒是没有再登什么太出格的新闻，顶多是如实地报道一下警方调查的经过。这场新闻风波也就这么平息了。
⊙凶手迄今未曾落网
直到今天，苏珊·卓文凶杀案发生这么长时间了，凶手还是一直没有找到。警方派了很多警官和志愿者在苏珊死的地区作地毯式搜寻，却一无所获。
1999年4月份，苏珊的母亲从德国给《耶鲁每日新闻报》和耶鲁所在小城纽黑文本地报纸《纽黑文纪事》寄了一封公开信，信是给凶手的母亲写的，信中恳求那位母亲大义灭亲，理解她失去女儿的心情，检举自己的儿子或女儿。5月份，就是耶鲁1999年毕业班的学生们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耶鲁每日新闻报》的“毕业专辑”中，有专门一版腾出来悼念苏珊，在上面登出她的大照片。她的同学们最后望一眼她甜美的笑容和下面她的生卒年月“1977——1998”，一个个就要远走高飞了，只有她，被永远地留在了后面。
第二辑 校内校外耶鲁校园乞丐剪影之一
“我非常非常伤心”
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等长春藤名校，素有“贵族学校”之称——“校门口，八字开，有才无钱莫进来。”（其实，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大为改观，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校方提供各种资助或贷款。据说普林斯顿大学对于录取了的学生的政策是：不论你学费的缺口有多大，校方都给你补齐）可我在学校呆了几年，虽然确实也见过“贵族”，更常见的却是贫民。
耶鲁所在的小城纽黑文一向有贫穷和社会治安不好的名声，我来念书这几年据说好多了，可校园内外还是处处可见许多由贫穷而生的现象，最显而易见的大概就是那些时时在校园内外徘徊的无家可归者了。记得我还在上高中时，我父母带我第一次来耶鲁参观的情形。我们从新泽西出发开车两个多小时到达纽黑文，刚刚把车停在路边，就有一个样子十分落魄的高个子黑人迎上来，问我们有没有零钱可以给他。我们在新泽西州住了好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有人如此直截了当地向我们讨钱，着实吃了一惊，父亲从车里摸出一个25美分硬币给了他。我心想，这纽黑文，果然名不虚传。
在耶鲁安家以后，每天走出宿舍都可以见到这些无家可归者们的身影，对他们也渐渐熟悉起来。那个高个子的黑人过了几个月就没有再见到了，不过他的位置很快就被别人代替。严冬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黑人在半夜里站在校园内一个24小时开门的小卖部外面，穿着一件破旧的羽绒服，冻得抖抖索索地，向每一个刚刚买完东西出来的学生索要零钱。我由于经常开夜车赶论文，每次在半夜两三点钟去小卖部买咖啡都会碰到他。看他那冻得够呛的样子，谁忍心不把买完咖啡后人家找回的零钱都掏给他呢？
可是，行善也得要有经济条件，我也只不过是个穷学生，普洒甘霖是洒不过来的。天长日久，对于大多数这种人，我也学会了耶鲁学兄学姐的方式，尽量不看他们，淡淡地说声：“对不起，没零钱。”就匆匆走开。他们也从来不纠缠任何人，只是接着站在路边翘首以待下一个过路人。耶鲁的学生，大都得练会这种“视而不见”的基本功。
也不是所有的无家可归者们都向过路的人要钱。有的只是呆呆地坐在路边，若有所思地遥望远方；或是推着一辆超级市场的小车，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不时停下来在路边的垃圾箱里翻翻捡捡，找出些易拉罐、废纸之类，放在小车里，然后推着继续前行。夏天的晚上，他们经常在纽黑文市中心的草坪上睡觉，有时甚至冬天也如此。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一个严冬晚上穿过草坪时看见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在路边长椅上睡觉。那夜气温可不是一般的冷，他赶快跑回家抱了一条毯子来盖在这人的身上，就悄悄走开了——我身边的朋友许多都有这种人溺己溺、作“匿名雷锋”的经历。
还有一次，也是冬天，我在接近半夜的时候从图书馆出来回宿舍，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黑人男子坐在路边黑暗处嚎啕大哭，声音极响。我先是本能地走开，不想多管闲事，赶快回宿舍睡觉吧！可是走了几步，听他哭得实在伤心，我想了想，觉得就这样走过去简直太麻木不仁了，于是又走回去，很谨慎地走近他，问：“你为什么哭？你需要帮助吗？”
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只是很伤心。我只是非常、非常地伤心。”
我有些尴尬地站着，见他再没有下文了，又试着问他：“你为什么伤心？哪里不舒服吗？是不是需要钱？”
“不不，我不要钱。（这倒是十分罕见！我忍不住更同情他起来）我只是非常，非常的伤心。”
说罢，他不理我了，继续啼哭。我站了一会儿，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个人哭得如此凄惨，而我已经跟他搭话了，就这样走开好像也不太合适。但我帮不上他，只能在一边站着干着急，怎么办呢？听到他哭到伤心处，我不禁也鼻子一酸。
就在这时，一名校警走过来，没有看我，只是大声问他：“怎么又是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他仍是哭着说：“我只是非常、非常伤心。”
“起来起来，这里不许闲人停留。去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去。”
他很顺从地站起来，走开了，一边还在哭着。远远地，听他在跟一个过路人说：“我真的非常的伤心。”
这件事让我不舒服了好长时间。
跟朋友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分析说，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个精神病患者，我们是绝对帮不了他的，而那校警也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可是，我还是感到难过，为什么这些人在我们这样文明的社会里得不到应有的帮助？这个社会尽到它的责任了吗？我们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了吗？
在耶鲁，不问这样的问题好像是不可能的。在饭厅里的餐桌上，我的朋友们时常有这样的争论：到底该不该把钱给这些无家可归者们，到底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帮助他们？
“这些人都是好吃懒做的懒汉们，”一位朋友卓世华断言，“他们的贫穷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根本不值得我们同情！”
“给乞丐钱其实是害了他，”我的朋友斯蒂夫对我的施舍行为也很不以为然，“他们拿了钱不是去买毒品就是去酗酒，给他们的钱其实是把他们向深渊里更推一步。”
更有人说：“这些人的话不可信。他们大多根本不是无家可归者。”
的确，这些无家可归者们也并不是人人都显得特别可怜，有的人虽然自称是无家可归者，可是衣着十分光鲜，脸上也丝毫没有菜色，让人对他们所说的半信半疑。
可是这些观点在我的朋友们中是少数——耶鲁的大部分学生是左派，他们对社会公正有一份当仁不让的激情，对弱者贫民更有一份舍我其谁的责任。校园里各种帮助穷人、无家可归者的学生团体、组织着实不少，隔三岔五地举办活动。我不知道这些团体帮到了穷人的实处没有，但是这些活动是耶鲁的“课外课”，校园的乞丐就是我们不请自来的“社会老师”，或许我们比他们从中得到的收获更大？
第二辑 校内校外耶鲁校园乞丐剪影之二
“你要一朵花吗？”
如果你是耶鲁的学生，或许你不认识这所长春藤大学的校长，但是你一定认识她——耶鲁的“卖花姑娘”。
我曾写过耶鲁校园中形形色色的乞丐们，这次就来讲讲耶鲁这位最著名的无家可归者。在耶鲁，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属于哪个学院，只要在耶鲁的校园里走过，就肯定跟这位“卖花姑娘”打过交道。《耶鲁每日新闻》称她为“耶鲁最容易认出的路人”，还把她的大名收入了每个新学年开始时为新生出版的“耶鲁辞典”。这位名叫安妮特的黑人妇女与“耶鲁—哈佛橄榄球赛”一样，是耶鲁著名的一景。
“小妹妹，你要来一朵花吗？……这位兄弟，你想给你的女朋友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