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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你了！”
如今，裴老爷子八十七岁了，前天他宣布，在退职条例生效后，他要率先不干立委了。四十年来，他未曾生过病或请过一天假，如今退职是要让位给青年人。消息传出，一位在立法院待过七八年的新科立委问：“裴存藩是谁
？我都没有听说过！”反证了裴老爷子四十年如一日，哪一日就是一纸空白。
裴老爷子不在乎他在台湾的空白，他的生命发光在昆明西班牙式华丽住宅里。——台湾对他太小了，雪茄的烟雾，说明了一切。
一九八九年二月四日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
——陈璧君到陈碧君
前年在清华大学讲了“清华生与死”、去年在淡水工商讲了“淡水深与浅”、今年在师范大学讲了“师大新与旧”。本来想去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的，大概风闻我这恶客话没好话，所以没被邀请。但是，交通大学看中了我，要我去讲，我决定讲“交通快与慢”。这场演讲，早在几个月前，就由对方跟李敖出版社的小苏约好了，小苏通知我，我漫应之。
到了上个月，对方要我去讲了，我却意兴阑珊了，小苏没法，乃又通电话又打电报又写快信，表示歉意，告诉他们李敖先生不能来演讲了。
十二月四日晚上，出版社转来一封快信，是交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学术部长陈碧君写给我的，信中说：“十一月份您之未能莅校演讲，同学们均深表遗憾，一致要求再度邀约。……您的拨冗光临，将令我们的活动更形生色。”我拿着信，深感自己不对，上次约得好好的，竟不去讲，这次一定要补过，于是我亲自挂电话到新竹。在电话中，陈碧君声音轻微而平静，她细腻地向我说明了演讲活动的细节，真像一个学科学的。她的说明使我愿意前往。她由我选时间，我选了十二月二十一日。
陈碧君再来快信，对我表示感谢，并寄来我要的校方资料，“如有不详尽处，我们可以再补寄进一步的资料。”并告诉我：“十二月二十一日（四）下午约四点半，本校同学吴彰明会至您处接您至交大。”后来又打电话到出版社，改为四点，以便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请我吃饭，并参观校园。我对这位小朋友办事的周到、细心，有了很好的印象。
我厌倦繁华世界，我的凯迪拉克轿车就卖掉了，我很少出门，出门大多健步。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华演讲一样，还是请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一起去。本以为交大同学吴先生一到，就出发。但是当天下午四点到我家，坐在客厅中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吴先生，还有一位许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陈碧君自己。
我的习惯是，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友善的带他参观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间。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国藏书藏资料的冠军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与惊异。我们小聊了几句。陈碧君短发、清纯而秀丽，她戴着浅框眼镜，镜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识上的深度。念的是电子物理学系三年级，那是博学的我，却一点也不懂的学系，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异数，何况物理头上又带电子的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给她看，我说：“汪精卫的太太也叫陈璧君，不过璧字和你不一样。”不料她却说：“我的名字，原来也是那个璧字。”她的话，使我感到她对跟她同名的前辈女士并不陌生。我猜想：这一由“璧”转“碧”的过程，也许是一种有意的回避。
我把“陈璧君”放回书架上，陈碧君站在我的背后，我觉得我正夹在两代的陈璧君里，我的时间感、我的历史感、我的现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时都云集在我的思绪里。两百年前一个退出情场的单身汉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在罗马做芜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发现他背后的钟摆，是静止中的唯一动态，那动态带来了古今时间的连锁、也带来了生命。深刻的对比，使他发愤写下一代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对第一流的历史家说来，那种深刻的对比是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历史将没有生命，而过去只是枯骨。
没有人知道我在两代陈璧君之间，正云游回来，包括我背后的陈碧君自己。我们一起下了楼，分坐两车，前往新竹。在车里聊了许多天。细雨中到达交大，夜幕已垂。小朋友们摆了一桌酒席招待我。陈碧君发现我不喝非自然的果汁，特地陪我去找白开水。她待人细心亲切。唯一的小女生，被许多小男生包围着，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如果我晚生三十多年，置身交大，我想我也会追随她，并且把小男生们一个个撂倒。
演讲前，在细雨和夜幕中，她陪我走在校园的路上，对我说：“李先生，这条路有一样特色，就是它是循环的。你走下去，会又走回原点。”我回答她：“这样也好，你永远循环，永远不会迷路。”
演讲的情况还不错，为了答复问题。两个小时外，又延长了二十五分钟，前后都由陈碧君主持。在演讲中，我带听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我始终在两个世界。陈碧君坐在左边第一排，我几次称她做“陈部长”。她的笑容是优雅的，我想，《阿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in Wonderland）中那只猫如果看到，一定剽窃她的笑容。
回到台北，已近子夜时分，我站在书架旁，又回到了原始的“陈璧君”。那位陈璧君生在一百年前，死在一九五九，她死后十年，这位陈碧君才出生，她们两位除了同名、除了同乡、除了同是优异的女性，萧条异代，其实无一相同。但在我的思绪里，却从下午四点以后，一直把她们联想在一起。在书房里、在汽车里、在餐厅里、在贵宾室里、在演讲时的思绪起伏里，这种联想，都间歇未断。把她们联想在一起，比拟或属不伦，陈璧君已作古，陈碧君却在世；陈璧君平平，陈碧君却可爱；陈璧君死于忧患，陈碧君却生于安乐。……她们乍看起来，没有相同的基点，但在历史家思想家的透视里，在苍茫之间、在生死线外，基点却是一个。陈璧君是中华民国的建国者之一，在波谲云诡的变化中，中华民国对她有了奇特的对待，把她关进牢里。当中华民国在大陆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替了牢狱的钥匙，要她悔过，就放她出来。她说她无过可悔，终以七十之年，老死狱中。那一代的革命先行者，为了理想，她之死靡它，甘心殉道；而新一代的陈碧君，她却把青春朝向着新的理想。前后的理想，容有不同，但在两代交织之间，她们的优异与执著。又岂不是一种冥冥中的重叠？陈碧君早生百年，也许正是革命先行者；陈璧君迟生百年，也许正是交大学生。这种重叠，恰像那西方名著《她》（SHE）中的千年女王。当一旦法术失灵，她本人由红颜到白发，即在指顾之间。这种玄黄乍变，又岂浅人所能觉察？
如今，书架里的陈璧君，百年孤寂。身陷黑历史中，尘封于过去，而校园里的陈碧君，青春鲜活，身穿白夹克，在胸前红底蓝字的牛津（OXFORD）图案中，开展她的未来。
既伤逝者，行念人也。我庆幸历史不再循环，那令人痛苦的循环啊，使人迷路。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
——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
四十二年前的六月二十三日，一个十四岁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惩治叛乱条例总统二十日明令公布》，四十二年后的五月十八日，一个五十六岁的饱更忧患的异议者，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是《立院通过废止惩治叛乱条例》。——四十二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
在前后两次中央日报的标题之间，他曾肤尝身受这条例的威力，他被抓到国民党的黑狱里，用这条例，初判他十年。十年，对人的一生青春说来，算点什么，但对这条例而言，不算什么。这条例中，死刑累累、无期徒刑累累，十年以上，已是宽大之至了。光在戒严期间，就有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个案子，在这条例的铡刀边缘走过，多少人伏尸法场了、多少人坐穿牢底了、多少人因被判十年还感到庆幸呢！谁还要埋怨十年太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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