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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任何人都不可触摸。他的话可以传达到部落诸神的耳朵里。在某些太平洋岛上，如萨摩亚岛、汤加岛，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世俗的首领掌管一切政务。十八世纪末到过东太平洋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写到那里的政府时说，它“和日本最为相似，在那里，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⑨汤加岛的神圣首领不参与政务，但却把持宗教仪式。他摘下园中的第一颗果实并亲自主持相应的仪式，然后，人们才能吃园中的其他果实。精神首领去世时，讣告时要说“天堂空虚了”这样的话。死后，他一般会葬入王墓，但他却从不处理政务。
虽然在政治上毫无实力，并且有时还被称为“国家的某种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在等级制中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对日本人来说，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并非是要天皇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里，日本人始终坚持认为天皇应该深居在他京都的宫廷里。只是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天皇的作用才是多余的。而对早已习惯等级、地位、角色思想的日本人来说，天皇的作用并非是多余的。
上自天皇，下至贱民，近代日本都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时期等级思想的烙印。毕竟，从法律上讲，日本封建统治的消亡不过是七十五年前的事情。而对个人来说，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在人的一生中都不会消亡。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虽然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竭尽全力地谋划希望能够把等级制度保存下来。与其他主权国家比起来，日本在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就连最具体的细节也会认真考虑进去，仿佛是在绘制一幅精密的地图一样。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都是靠铁腕和强权来维持的。因而，日本人认为只要严格遵从这个严密等级体系的行为规范，日本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有了保障。只要人们在公认的界限范围内行事，只要日本人严格地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日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的。那样的话，刁民贼党就能够得到平息，各个大名之间的内战也会得到制止。如果民众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了别人的侵犯，那么他们也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时一样公然上访。虽然这样做个人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却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在幕府统治时期，有些开明的将军甚至还设立了“控诉箱”，这个箱子的钥匙只有将军一个人有。任何公民如有疑意，都可以向控诉箱投抗议信。在日本，如果一方受到另一方的侵略，而这种行为又是被现存行为规范所不允许的话，那么被侵略的一方就会得到国家全力的保护。因而人们都非常相信行为规范，并且认为只要自己遵守它，就一定会获得安全。一个人的勇气、亲和力是体现在与现存规范是否一致上，而不是体现在他对现存制度的抵抗或修改上。在这些规范许可的范围内，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可知的、可靠的世界。这些规范并不只是一些抽象的道德准则，它们也是一系列具体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在这种场合应如何行事，在那种场合又该如何行事；武士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办，平民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办；兄长该如何，而弟弟又该如何等等。
与那些长期生活在强有力的等级制统治下的民族不同，日本在这种制度下并没有变得温良顺服起来。重要的是要承认，日本各个阶层都受到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垄断他们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是经当局认可的。每个阶层所受的限制很大，但又是有安全保证的。
日本的等级限制还具有某种灵活性，这点与印度十分相似。在日本，你可以在不破坏公认的常规的前提下，采用一些小技巧来适度对等级制度有所利用。一个人可以通过好几种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身份等级。在市场经济下，放高利贷的人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当他们富裕起来后，就会使用各种传统的方法来跻身于上流社会。比如他们可以利用典押和地租而变成“地主”。的确，有明文规定不许买卖农民的土地。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日本的地租很高，因此让农民继续在土地上工作是对地主最有利的，而高利贷者们则通过对土地收取佣金来获得收益。这种土地“所有”权在日本是有名有利的行业，而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子女们则通过与武士阶层通婚而变成贵族。
第二部分第19节：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8）
另外一个传统的变通方法就是收养，它提供了一种“购买”武士身份的思路。尽管德川氏对商业严加限制，但商人还是很快就富了起来。因而，商人们就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当养子。日本人大多喜欢招女婿而很少收养子。入赘的女婿称“婿养子”，可以成为岳父的继承人。对“婿养子”们来说，他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他的户口要从生父家的户籍中迁出，然后转入妻子家的户口本，从此后就要姓妻子家的姓并要和岳父岳母们一起生活。虽代价很高，但获得的实惠也是不少的。当富有的商人家的后代成了武士后，原先拮据的武士家庭实际上就与财富挂上了关系。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才没有发生反对等级制度的暴动或叛乱。通过这种手段，富人也逐渐跻身于上等阶层。
因此，日本的等级制并不是要求人们只能在同一阶层内部进行通婚。有好几种“攀高枝”的作法都是人们所认可的。这些做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富裕的商人逐渐渗入到上层的武士阶层。这种情况，使西欧与日本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在欧洲，一个逐渐发展、力量日益增强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导致了各国封建制度的最终崩溃，中产阶级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而在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都公开“购买”上层阶级的身份，另外，有些商人还和下级武士结姻以便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最令人感到惊异的莫过于当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处于垂死阶段之时，日本比欧洲容许各个不同的阶层中拥有更大的流动性。对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象征就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贵族和中产阶级间会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两个阶级拥有共同目标，保持克制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这类情况在法国也出现过，在西欧也有过二、三类似的例子，但整体说来，阶级的固定性在欧洲还是十分顽强。在法国，阶级冲突竟导致了贵族的破产。但在日本，不同的阶级间却彼此联合起来。由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组成的联盟推翻了衰朽的幕府统治。近代日本虽然仍保留贵族制度。但如果日本没有采取容许阶级自由流动的手段的话，这种情况是很难发生的。
日本人做事爱循规蹈矩，这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因为在日本，只要你按规矩来，你就可以获得充分的安全感；这种规范要求抵抗外敌，并要适度调整自己对利益的要求；它要求相互间要履行义务和承诺。在德川幕府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指“二月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事已至此，谁也无力回天。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已无力支付自己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网络都受到了人们的指责与嘲笑。在这种状况下，大名们便企图靠对农民增收更重的年贡来避免破产与崩溃，幕府更是寅收卯粮，常年预征，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幕府的统治也难以维持，濒临破产。1853年当佩里司令官率兵而至时，日本国内的危机已达到了顶点。1858他以武力夺得了日本的政权，鉴于当时日本无力抗拒的状况，日本随后与美国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
但当时日本举国上下的口号却是“一新”，即复辟，恢复王政。这与革命是完全对立的，甚至是非进步的。另外一个与“尊王”这个口号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排夷”，即打压外邦。国民仍怀着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的幻想，而极少数懂得这条道路走不通的识事务的领导人，却纷纷被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足以表明这个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