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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斌立即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汇报，经调查审讯，两名日军少佐在向南京进攻时，相约进行杀人比赛，共斩杀中国军民253人，两个杀人狂魔被从日本解回南京，由中国军事法庭执行枪决。
东京审判后期，远东法庭围绕着对战犯是否判处死刑曾发生过分歧，11名法官中，因有些人所在国未受日军蹂躏，不赞成对战犯处死刑，中国法官梅汝璈等慷慨陈词，力主严办首恶，最终以六对五的微弱表决优势，将7名日本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审判书中，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四万万受害的中国人民，写下了十多万字。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1948年12月22日深夜，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日本甲级战犯，先后走上了东京“巢鸭”监狱内的绞刑台，他们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与日军大小战斗16。5万多次，歼敌150万，占二战日本阵亡人数的70％。与此同时，中国山河破碎，付出了无数生命和鲜血。蒋介石在日本正式投降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十年以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一些经历南京日本投降仪式的中国官兵记得，这场仪式只有15分钟，但为了这短短的15分钟，四万万中国人却为此奋战了整整14年。
事实上，日本许多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人没有受到追究，在远东军事法庭起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日本文化、日本军制缺乏了解。美国人在当时没有理解日军参谋的这种特殊作用，和日本军队（特别是陆军）的“下克上”现象，而受其“政府管理军队，军队是职业军人的集团”这种西方固定观念的影响，在决定甲级战犯时是以政府关系为主。因此与陆军省有关的高级军官（课长以上）几乎全部是甲级战犯嫌疑人。而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却几乎没有受到追究。还有不少证据被彻底销毁，证人被封口。
1945年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陆军军部就命令下属各部队、教育机关、附属机关销毁一切机密文件，各部队机关浓烟滚滚达数日之久。因此第一手证据极为缺乏，现在能看到的有关参谋本部的第一手资料，几乎都是几位反对扩大战争的参谋们偷偷留下来的。
日本人有一个抱团的习惯，而且日本陆军除近卫师团以外，均为“乡土联队”所组成。因此各地的“回乡军人会”之类的组织多如牛毛。而这些“回乡军人会”基本上都是和在役时相同的层次构造，因此只要军官们下了“钳口令”，就很难指望有人能出来说明事实。
绝大多数的军人回到家乡重新开始新生活。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像陆军参谋出身的计政信那样还是对政治对国事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竞选参议员的；也有像第8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陆大27期首席）那样，回乡修一间“反省小屋”，终生在此屋反省战争罪行的；也有像濑岛龙三那样投身商界，发挥参谋的才能，把一个原来很小的纤维商社，领导成一个荣踞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之首的超大企业。
还有一些职业的军人，离开战场就无法生活的军人。他们在战后还是一直在寻找战场，亚洲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国共内战的时候，双方都有旧日本军人参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时候，苏加诺手下也有两千余名日本兵。
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后来给蒋介石做过顾问。还有一个叫做“白团”的旧日军军官援蒋组织，总数达83人。领头的是富田直亮少将，他的中文名字叫“白鸿亮”，因此叫做“白团”，当时旧军人是处于“公职追放”的时期，没有行动自由，更不能出国，这些人全是坐运香蕉的中国台湾船只偷渡去中国台湾的。
2007年1月3日，一位让中国人尊敬的日本老人，在日本京都府与谢之海医院逝世，终年95岁。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很多中国人自愿地竖起一个他的遗像，这是他当年鞠躬和跪地谢罪的地方，如今，不少中国人在他的遗像面前鞠躬告别，表达对这位“昔日敌人、今日友人”的敬意。
1987年，一个日本人来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鞠躬”，他不但对死去的遇难者墓碑不停地鞠躬，而且每见到一个中国人，不管对方是工作人员还是参观者，也都深深鞠上一躬，一边鞠躬，还一边喃喃自语：我是东史郎，我是一名东洋鬼子！我是来谢罪的……据说，那天这个日本老兵东史郎整整鞠躬了三小时，以后多年，东史郎都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到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向死难者表示悼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中国人民谢罪。
这个名为东史郎的老人，191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1937年中日卢沟桥事变后，当时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是日军第16师团步兵20联队上等兵。在他的日记里，当时年轻气盛的东史郎也和其他青年一样，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他入伍前曾经这样写道：“嘿，我们日本人！不管是释迦，是孔子，还是基督，只要与日本违抗，就必须让他流血，必须同他作战！”
东史郎在他的《东史郎日记》中，曾经勾勒了他出征时的景象：当时的日本民众被天皇思想狂热煽动得热潮高涨，在无数条随风摇曳色彩鲜艳的彩带与胜过怒涛的感动、兴奋的叫喊声中，激情澎湃地走上了出征中国的道路。后来他回忆，只有他的生母的激励与养母的哭泣和国民完全相反，可是在日本狂热的侵华战争口号中，没能牵动他对战争与人性的一点点思索。
作为上等兵的东史郎，来到中国先后参加了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等战役。每到一处，他无不见识和参加了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和暴行，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向中、美、苏、英、法等国家无条件投降，已经是军曹的东史郎，带领几个日本兵从浙江慈溪押送一批武器前往上海缴械，当他们的船只到了十六铺码头时，负责接管的中国军官一眼就认出了东史郎，他是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巧合的是，这位中国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自己藏身在重重死尸之下，从万死里逃生，可是历史又安排了他们的再度见面，面对这个中国军人的灼灼眼神，东史郎万念俱灰，日本军人对待俘虏的行迹让他万念俱灰，只求速死。可是那个中国军官却告诉他，中国人一定会惩罚战犯，讨还血债，但是不会用仇恨对仇恨。
那个中国军官的宽大，一直深深影响着东史郎，回国后，他先后开办企业，有电影院，还有丝织厂等，也娶妻育子，生活算是十分幸福。他经常对别人说，是中国人的宽恕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对自己以前在中国的侵略行为，东史郎永远不能原谅，他多次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还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1987年，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50周年之际，东史郎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并专程到南京反省谢罪。在这个日记中，东史郎记录了他当时的战友桥本光治在南京原最高法院门前用邮政袋杀人的暴行。
在日记出版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作为当事人的桥本光治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是，1993年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操纵下，这位桥本光治状告东史郎等人“证据不足，损害名誉”，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三次判定东史郎败诉。
2005年，东史郎刚刚完成双腿动脉硬化手术，气色和精力明显已不如过去。但他还是办好了出国护照，并兑换好了钱币，但由于身体状况不允许，终究未能成行。曾七次赴南京谢罪的他，打算最后一次到南京谢罪。他在日本京都府丹后半岛人町自己的家中，专程委托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向南京人民再一次转达自己的忏悔与谢罪，去南京再一次谢罪忏悔，最终成了他未竟的遗愿。
他得病之后，曾多次表示，要在人生行将结束前站出来，披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战争罪行，还历史以真实，希望日中两国世代永远友好和平。他坚持认为，日本必须正视和承认这段历史，真诚地向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