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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黑龙江东宁要塞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小村，75岁的慰安妇幸存者艾香，当初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接受了《辽沈晚报》记者的采访，谈起了56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
艾香的身世其实有点特殊，她的父母渡海到日本打工，她便出生在日本。她从7岁时就开始在日本一家旅店做苦役，劳作到15岁。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后来，艾香才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在日本关东军。女人让艾香跟她去中国工厂，说顿顿可吃上大米饭，工钱也比家里这边多得多。到时，母亲和妹妹都可以接过去住。
不久，艾香别了母亲妹妹，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和那个女人登上了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这一年是1942年。火车开到了东宁要塞，在一处平坦的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着两排盖着稻草的平房。每个平房都能有五六十米长，中间是走廊，两边有20多间小屋。到处是年轻的女孩子，每个平房里都有20多个18至20岁的女人。
艾香开始的工作就是烧开水，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烧10多炉水，后来她知道，这些水是慰安妇用来洗下身的。艾香还看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站着排进进出出，从早上7点到凌晨两点。屋里，女人的惨叫声不断。
10多天后，艾香同样分到一间小屋。小屋有10多平方米，屋里有一铺炕和一个放东西的柜子，柜子上面有一面镜子。一扇木门挨着走廊的方向，没有锁。老板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字叫“米脂高”（音译），并把写有她名字的牌子挂在房间外，另一个牌子挂在柜台那里。前来寻欢的日本兵先向柜台点人，再拿着日本钱给她，她不认识上面写着什么，但每次是一张纸钞或一个铜板。她再拿着钱去老板那里换一个纸壳做的，上面写有“2”字的票。
第一次，进来一个日本兵，把她吓坏了，然后，一个接一个……还是处女的艾香痛不欲生。艾香说，每天达不到15个小票，老板和日本兵不让吃饭，还要打耳光、泼凉水、罚跪。
后来，艾香知道了自己这间慰安所叫“爱简所”，另一个叫“东京亭”。每天都有日本兵排队等着，最多一天要接待20多个人，有时达到休克为止。
等得不耐烦了，日本兵们就用脚踢门，白天一般是士兵，在半小时左右；军官从晚8时到次日晨2时，但只要有军人到，慰安妇就不能休息。慰安妇多数都得了病，且不能生育。至今艾香仍是腿痛不断。艾香说，完成任务的慰安妇吃的是高粱米饭、大葱蘸盐面。过年时高粱米里掺一些大米，没有钱。没有完成任务的慰安妇饿得受不了，就去偷点青萝卜吃，被日本兵发现后，扒光衣服，用木棍往死里打，边打边取笑。
每次慰安妇接待完了，再难受也得化妆抹粉，笑脸迎接下一个。否则，一经发现，就打得死去活来，还往鼻子里灌辣椒水，醒过来还得接客。对于生病的慰安妇是不给治的，也不给饭吃，眼看着死去。艾香说，她亲眼看着一个姐姐病死后被裹上自己的被子，由两个日本兵抬到山顶扔了下去。
慰安妇是跑不出去的，因为四面都是日本兵营，没有通行证就会被抓回来。
3年，1000多个日夜，艾香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自由、爱情、尊严，全都埋葬在这间慰安所里。
1945年的夏天，艾香发现这天早晨一个日本兵都没来。老板也没了，她和姐姐们走出去，发现天上是轰鸣的战斗机。她知道自己解放了。慰安妇四处逃生，艾香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子生活下来。19岁时，艾香嫁给了当地一名24岁的小伙子，他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31岁时，艾香又找了一个老伴，1995年去世了。她从未向家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世，这段屈辱的人生经历始终深埋于心。
当记者把2001年2月日本右翼势力称“能成为慰安妇，对这些妇女而言，反而是出人头地，且收入稳定，也可以存钱，并非被迫从军，而是自愿且享有尊严”的言论说给艾香听时，她大声喊叫，并从炕上冲出屋去。这是老人气愤至极的表现。她不忍当着客人面发作，过了10多分钟，老人才回来，深深鞠躬，表示歉意，却仍是心绪难平。
日本是唯一一个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但对于那段历史，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律师康健回忆说。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在战争结束时，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有意地销毁档案，使得这个性奴隶制度的秘密被掩盖了半个世纪，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人们逐渐地了解。”
第四章 拖到死
据了解，目前在中国幸存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估计有几百人，而经过有关机构调查访问到的只有五十几名，她们最小的已经71岁了，而最大的已有92岁，并且大都疾病缠身，生活艰难。
日本亚洲女性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松井耶与里说：“我们认为日本政府在等这些受害者都死去，目的就是不想解决这件事。”
不仅是这些活人证等不得，连见证了那段历史的死物也岌岌可危。2004年6月，在四周林立的高楼中，南京利济巷2号民国老宅“慰安所”显得破乱不堪。一个月后，这里就被拆迁了。
2003年11月20日，82岁的朝鲜老人朴永心来到利济巷2号。这里曾是国民党将领杨普庆的私产，“南京大屠杀”之后被日本人征作“慰安所”。这是一栋两层、每层约30个房间的筒子楼。朴永心站在雨中痛哭良久，然后喃喃地说：“就是这里了。”
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向媒体表示，“利济巷2号－18号的九栋楼及周边附属设施，约4800平方米的范围，是侵华日军的重要罪证。尤其是2号，是目前唯一被健在的‘慰安妇’指认过的‘慰安所’。”
南京市政府有关人士介绍说，利济巷2号所在的南京白下区长白街科巷地块，经市政府批准，纳入2003年南京市土地储备计划，系以危旧房为主的旧城改造区。由于这一地块所涉及的建筑（包括曾经被韩籍“慰安妇”指认的“慰安所”——南京利济巷2号）目前并没有被确认为文物单位，遵照新拆迁法，市房产局经过严格审查后，依法颁发了拆迁许可证。作为日军侵华期间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许多慰安所遗址都和利济巷2号一样，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尽管原因各异、过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两处日军慰安所遗址还是被保留下来。前者是位于虹口区的“大一沙龙”，后者位于浦东钱仓路350号。
“浦东那个是因为它是民国时期特色建筑被保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海已发现超过160个慰安所，且主要集中在虹口区四川北路沿线，这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聚集之地。
苏智良是国内介入“慰安妇”研究最早的学者。而事实上，在1991年之前，他连“慰安妇”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
“1991年之前，中国教科书中的二战史、抗日战争史都没有这个提法。”苏智良说，“这里头有很多原因。本身战后的审判没有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制度来审判，另外日本政府和军队毁掉很多文件，受害国的女性受害者又难于启齿。”
苏智良得知有这段历史的时间是在1991年8月，韩国慰安妇金学顺站出来，讲出了自己的身份并向日本政府抗议，举世震惊。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1931年底，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４个日本侨民经营的场所，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苏智良说，这正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下了高速的轻轨，穿过繁华的四川北路，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就在眼前。和周围林立的商厦比，这几幢房屋矮小、寂寞。20世纪30年代，它们有另一个称呼：大一沙龙。
如今，房屋内外和过去似乎有些“脱节”：1号门口附近2个日式花瓶，被放上居民种的盆栽；地面上当年的彩色花纹，亦大半褪色。走进屋，白天要打开灯；踏上木质楼梯，“吱吱”声传来。
记得旧事者，存世已不多。“隔壁一个老头，住这里几十年。去年刚走了。”1号屋里一个阿婆说。她是1983年搬进来的，“住下后，才晓得这里曾是慰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