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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造假，无非是想让公众，至少一个领域的人们知道：我懂，懂得还不少！我能，不是万能，至少也是多能！
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它对学术职业道德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跌破职业道德底线而产生的社会毒素对社会肌体的毒害，无异是一场“学术ＳＡＲＳ”。进而也是一场“职业道德的ＳＡＲＳ”。“学术ＳＡＲＳ”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往往是由那些很具社会名望的社会名流来完成的！
一位律师网站对所谓的“专家论证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京城一位资深律师谈及“专家论证会”操作程序时说：在审案件一方当事人通过律师，以咨询的名义，找到某法律学术团体，这类法学团体（以下简称“学会”）凭借其所掌握的有关领域的权威资讯，向其开出一张专家名单和账单，当事人认可后即成为委托人。“学会”开始与专家的经纪人（一般是配偶或学生）联系，商定时间后，即派专人携案件资料和现金上门拜访。资料是委托人提供的，当然不包括对其不利的东西，“学会”也不会主动收集。至于现金数量，则因知名度而异，据说当今某大名鼎鼎的民法“学术带头人”的“论证费”（或曰“咨询费”、“辛苦费”、“车马费”、“出场费”）是每45分钟1万元人民币起价。专家们一般会欣然笑纳，承诺“同去同去”。届时，专家学者济济一堂，首先在一张白纸或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近乎白纸上甩下各自的大名，这一环节非常关键，相当于画龙点睛，但与传统的先画龙后点睛有所不同，此处是先点睛后画龙。接下来“画龙”正式开始，“学会”主持人介绍情况后，作为论证会出资人的案件当事人不免慷慨陈辞一番，专家学者受其感召，轮流附名，同仇敌忾。
主持人看时辰已到，见好就收：“专家发言将整理成文，送交诸位审阅。”专家一般表示：不必麻烦，委托某位学生代行确认即可。主持人与出资人皆欣欣然，于是鲍翅便餐侍候。
不日，专家法律意见书打印成册并附前述“龙晴”，火速呈递人民法院，恳请受案法官“看着办”。当然导演此事的“学会”绝不会白忙活，账单所列，早已包括一干人等之劳动所得，其得天独厚的无形资产在此得以淋漓尽致地物化。也有律师不通过“学会”，直接联系专家，组织论证会——这样的律师应该是大腕。
在也算中国特色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满天飞的司法环境下，有必要向专家们讨教一二：这种专家法律意见究竟是个啥东西？如何对其进行法律定位？活跃于论证会上的专家学者既不是涉案证人，也不是鉴定人，更不是诉讼代理人，名不正则言不顺，与案件无关的“学会”或专家学者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就不具有证据效力，根本不能算是法律文书。专家学者本应遵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现如今，陈寅恪式的学者能有几人？我们看到的是，不少法学界顶尖大牌在法院审理期间，拿一方之钱，取一方之证，议一方之事，不少“学会”貌似公正，实则变相代理。“专家论证”的实质是利用专家在司法界的影响力和学术权威向法院施压。我们不排除其中有匡扶正义的成分，但就建设法治国家而言，其弊远大于利。不受规制的“正义感”和“科研需要”，即使不受金钱左右，也易导致另一种人治，而且败坏了整个学界的风气与声誉。
好大喜功，抹黑国际品牌。
一位女士在半年内收到过国外友人两次用西联汇款方式寄来的汇款，同在国内代理西联汇款的银行系统取款，却遭遇不同。
第一次在北京万寿路该系统的一个支行取款，由于拼错汇款人的名字，柜台会计小姐口气生硬地说：“你再看一遍，名字对吗？”把取款单给扔了回来。重填了一张后，再次递交，柜台小姐看了一下身份证，随后快速办理完了。
第二次，在另一个城市，则没那么“幸运”了。虽然没领受“北京式的傲慢”，但柜台会计小姐却让她去复印两页身份证。
取款的女士暗问自己：“这里和北京怎么不一样？”
递交了复印完了身份证，又遇到麻烦，两位会计小姐拿不准如何收费，只说要收千分之二，且不知道该收人民币还是外币。
取款的女士说：“在北京取，怎么不收费呢？”
“这是3．15以后的新规定！”
简直是一个笑话，要是西联公司本身出了这样的问题，那肯定会发生重大损失的——可能被告上法庭。
给顾客办业务，怎么还留尾巴？是柜台会计小姐的过错吗？
当然，她们负有不尽职守的责任。但是，更深层的职业道德风险却出在这个系统的首脑部位。该系统在全国金融系统中管理水平最差，最高管理者一直延习着一个“不懂装懂，好大喜功”的习惯。
人们完全有理由问：业务人员连收费标准都不懂，为什么要开办这种业务？办理手续是否要身份证复印件都统一不起来，为什么要办这种业务？
——这只是很简单的提问。这个系统在1990年代初期，竟然开出过200亿美元的跨国假信用证，成为新中国以来的最大的“金融笑话”。
不懂装懂，隐患无穷！
好大喜功，终坏大事！
不守职业道德，“丢人丢到国外去”！
——这绝非苛刻的批评，通过一个人办理西联汇款的遭遇，足以证明“不懂装懂”的行为在抹黑国际品牌。
这种抹黑在道德水准上，与“九代清源”冒诺奖得主之名，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为客户谋利益对客户一视同仁
对客户一视同仁
其实，如何把客户提出来的貌似不可能的要求转化成可能，不仅是智力、制度问题，而且更是一个人、一个公司对待职业的态度问题，也更是一个人、一个公司的道德素质的体现。
“对待客户一视同仁”，这个提法似有牵强之嫌。因为商业的“待遇”不同于法律，并且“待遇”很明显地与商家的预期收入相关联。
比方说，火车站有贵宾室（ＶＩＰ ＲＯＯＭ）；又比方说，俱乐部有金卡会员与普通会员之别；再比如说，电子邮件系统付费邮箱要比免费邮箱稳定得多。
但是，预期经济收入的不同，不等于商家可以对“不同身份”客户实行不一致的服务态度。只能依照不同的消费额度，提供不同的消费数量，以及与消费额度相称的商品档次。
从原则上讲，买一两茶叶与买一斤茶叶的客户只是享受的折扣率不一，仅此而已！而不是把买一两茶叶的客户当“穷人”而轻视，态度冷漠。买三个包子，与买一百个包子的道理与之相同。这应叫做“服务的质量规则”。
假若不遵质量规则，损害的必定是服务提供者本人；需要服务的客户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位供应商。
“所有客户一律平等”或者不遭受歧视性待遇，不仅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策略问题。大哲学家康德告诉人们：“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虽然说，康德是以此来论述国际关系和平的条件的，但它同样适合于商场。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由于商家短期行为，早已放弃了“童叟无欺”这类的古典道德箴言。
与此同时，像“店大欺客”这类的不良恶习得以复生，在现代工商行政管理术语中称为“霸王条款”。这些“霸王条款”有的明鲜地以“顾客须知”的形式告示出来；有的则不告示，自己习惯行之。“霸王条款”来自于经营者对自己地位过高的估计，往往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因为不管是明的或是暗的“霸王条款”必然养成群体的霸道作风。
毫无疑问，霸王条款与霸道作风是一种侵害社会道德的毒素。它不仅侵害平民百姓，也伤害社会精英。
1960年代我国的一位部长到他曾解放过的某地去考察工作，早晨起来无事，想吃当地特产煎饼解解馋。解放这个地方时，他最爱吃的就是煎饼。这里一个“向阳饭店”的服务员对这位“外地老客”很冷淡，以为他是跑供销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