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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深圳公司套住新疆公司的办法是签代客理财合同。股票崩盘后，深圳公司的老总以同样方法拉资金的“花活”全露了馅，并被湖南客户起诉；老总被抓到了长沙。情急之下，新疆公司的老总为自己“蒙混过关”，推卸责任，让当时中间人给补了一份代客理财合同，无形中这一笔8000万托给了两个公司。
由于案情重大，新疆公司的老总、副总，以及补假合同的中间人同时被以涉嫌挪用公款、诈骗为由，抓了起来。整个事件的四个人分别被判了15年至无期不等的徒刑。
可见，为了自己的所谓长远利益，无条件地答应有求于你的客户的“无理要求”，也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最终，导致了命运悲剧。
为客户谋利益职场箴言
职场箴言
□千万别因小的收入而忘了公司的形象，否则你这个小小“业绩”的代价将是公司无法估量的损失。
□把客户的质询不当回事，不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是十分愚蠢的“智谋”。
□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神医，也没有精通百行的万能；固守自己的本职，做好每一件小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轻诺者必寡信，自己能做的才答应，做不了的不要答应；一旦答应，必须遵守承诺。
□收入预期不同，不能成为公司小瞧那些小客户的理由，因为很可能这笔小额交易之后还有一单大生意。
□ 合作中的地位不平等是暂时的，千万不要以为对方“有求于”你为资本，否则，会使你失去双赢的机会而陷入双输的局面。
不做缺德事情职业缺德损害社会
第四章 不做缺德事情
我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做各种害人的劣行，尤其不做诱奸女病人或病人眷属的缺德事。
——《希波克拉底誓言》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ｈｏｕｓｅｓ Ｉ ｅｎｔｅｒＩ ｗｉｌｌ 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ｃｋ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ａｂｓｔ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ｅｖｅｒｙ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ｓｃｈｉｅｆ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ｏｒ ｍａｌｅｓｏｆ ｆ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ｒ ｓｌａｖｅｓ
职业缺德损害社会
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自律，不将这种自律视为一种使命，种种坑人、害人的事情就会不绝于耳。没有一个相当完善的舆论监督环境，医院的一些丑恶现象还会继续向大范围扩展。
20多年前，在人们日常的口语中，“缺德”二字是指责那些有轻微过失的人。但在时下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人们逐渐把不诚实作为生存的必备条件，把“缺德”当作保证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缺德”，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评价词语，甚至指责的成份都少了，更多地包含着的是无奈。
从事一项需求大于供给的职业，缺德的频率比一般行业要高。在前些章节里，我们已经举过垄断行业整体缺德的例子，足供人们参考。由于垄断性行业的整体缺德，且这种缺德又由职员工作行为具体表现出来，故它们也使职业缺德的行为社会化。
不久前，在一家大医院的走廊里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向大家抱怨：“前几天老爹输了些好药液，剩下几支药退不掉了。我们村在这个医院的某某护士说给代买，结果价钱不到原价的一半儿。”
因为听者大都没有从医的经历，又不愿自找麻烦，也挨过医院的不少“宰”，只好劝他：“现在好多医院都这个样子，没办法。”
年轻人细细想来，里面的“文章”大了：本来是超量开了药，人家算着你就有剩头，到后来又逼你贱卖，这明着是欺负人。
其实，这只是雕虫小技，有些人医德沦丧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有一个上了《以案说法》系列丛书的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医德的沦丧还使获益者最后身受其害。
杨某是医院的医生，他采用开处方的手段从所在医院的药房中骗取吗啡40余克，然后利用职权向常来看病的吸毒者暗示，让他们下班后到其家中买药，通过此种手段，杨某将稀释为72克的吗啡卖出。
根据刑法第347条的有关规定，杨某已构成了犯罪。
从“白衣天使”堕落为囚徒，确实发人深思。
所谓“医患矛盾”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托词，发达国家医院的商业化远比中国医院的商业化要深、要全面，但他们却少有我们所遇见的丑恶现象。如果一家哪怕是私人开的乡村小医院出现了“代病人卖药”即“多开贱收”的现象，那么这所小医院肯定会被迫关门。
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自律，并将这种自律视为一种使命，种种坑人、害人的事情就会不绝于耳。没有一个相当完善的舆论监督环境，医院的一些丑恶现象还会继续向大范围扩展。
从浙江《青年时报》2003年的一篇报导政协听证会的情况来看，中国医疗行业的一些情况令人堪忧。新闻报导的题目是“医疗乱收费听证会上群情沸腾”。为什么要群情沸腾？因为“无论中外，对医药工作者都有很高的职业道德要求，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关系到人的生命。”
报导说：
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重复检查、收费账目不清、小病大治、医药处方往外带、药价虚高等。所有这些都可能归结为一句话，即弄虚作假以牟私利。医药是最不该也最不能糊弄的科学，在中国传统中，做医生叫“悬壶济世”，知识分子倘有可能济世，不妨“良相医国”，如遇浊世或乱世，报国无门，更好的选择便是从医，这就是所谓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从听证会上反映的问题来看，弄虚作假一般来说尚未到草菅人命的程度，多是以病人生命与健康来牟利的行为，但这无疑已落到医生这个职业必备的道德底线之下。
问题在于，为什么类似情况的存在会相当普遍？除转轨时期社会价值观普遍失落之外，还得从制度上来找原因。眼下主要靠行政手段实施对医药行业的监管，存在着低效甚至失范的危险，非改革不能济事，只有存在充分竞争的医药市场，才可能把药价真正降下来。但仅仅把医院推向市场，恐怕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类似听证会这样把问题摊开来的社会监督无疑十分必要，它不只是一种道德拷问，还会影响那些有不道德行为的相关单位的道德抉择。
不做缺德事情不做假账，维系职业伦理
不做假账，维系职业伦理
比安然事件更早一些的巴林银行事件更让业界震惊，从而把这一个外界看来内部人员一定是循规蹈矩的行业的职业道德面纱扯了下来。巴林银行事件所表明的是：一个身居要职的职业经理要是丧失了职业道德将有多么可怕，一个创建了230年的金融品牌就这样毁于一旦。
2001年4月16日，当时的国务院朱总理在给国家会计学院题写校训时，题到：“不做假账。”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身为一国总理，却对会计学院提了这么低的要求呢？为什么他不写：“向ＡＡＡ会计标准挺进”或“与国际会计制度接轨”呢？但从中可见，“做假账”这种违背职业道德的会计行为，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再后来，复旦大学教授李若山在网上发表文章时，讲了道德的社会学性质，特别是执业者个人的道德责任。
李若山就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谈到：
当前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问题主要不是出现在技术上，而是出现在职业道德方面，审计过程中需要很多主观判断，比如审计抽样的范围、对客户内部控制的评价和对存货抽查范围的大小等，这些仅仅依靠技术层面的东西是解决不了的。
国内目前的情况与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一样，当时美国注册会计师的威信降到最低点。没有人相信他们，审计报告没有人看。在这种情况下，业界都在讨论技术措施是不是惟一的出路。结果发现，你不可能投入无限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