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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此深深感谢母亲的远见。母亲自己因为当时的家庭条件所限，没有上大学，这是她终身的遗憾，所以，她坚定不移地相信，让女儿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是正确的。
6岁，我进入一所著名小学的实验班。那是一个聚集了各路小神童的实验班，有的孩子能流利地读报纸，有的孩子数学呱呱叫，家长们的启蒙教育都各显神通，我连10以内的加减法都算不清楚，但我的长项是唱歌，讲起故事来，天花乱坠。所以，学校大大小小活动，特别是外事活动，无论是哪个年级的任务，都要把我叫上。
但我并不喜欢做一个小童星。因为，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人们都欣赏她的美丽，可金丝鸟并不快乐。我也一样，虽然有掌声有喝彩，我却觉得不快乐。童年，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是快乐，和同学们一起游戏是快乐，但我总是被安排去演出，与其他同龄人相隔离，因为我有自己的作息时间。就连同班同学，也很少在一起嬉戏。在舞台上，别人看到的是风光，而我感觉那只是一个牵线木偶。后来，我考上了著名的北京实验中学，唱歌，便成了我一个业余爱好。现在的嗓音条件也有了变化，堕落到偶尔唱通俗歌曲自娱自乐。
方静：女人的身体，男人的思想一句话决定一生的选择
高中的时候，我英语成绩很不错，学校要保送我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不必再经过高考而被保送上名牌大学，这是为数不多的高中生的殊荣。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同桌告诉我：北京广播学院招生，开始面试了，不妨去试试。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从小常去电台录音，也知道有个广播学院，这不正是我想选择的职业吗？我决定，去试试。没想到，当年北京竟然有1000多名考生报考了只在北京地区招4个人的广院播音系。一路过关斩将，我成为专业课通过考试的四分之一。而对艺术类考生的文化课要求并不高，我根本不成问题，很容易就过了。
方静：女人的身体，男人的思想我是个“怪物”
上了大学，我终于觉得自己是一只可以展开翅膀自由飞翔的小鸟了。小时候上台演出身不由己，上学以后特别是上高中以后，学习压力大，终于上大学了。文化课对我来说太轻松了，爱上的课，就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听，不爱上的课，就躲到最后一排，看喜欢的书或溜出去上英语。考前看看书，照样考个好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专业课老师对我的分歧很大，有的老师说我有特点，也有的说我气息不够，声音发飘，在播音上发展未必有优势。
那时候我非常叛逆：不一定你们说得对。所以，越是说我不行，我越呛着来。现在想想，真对不起老师。
我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刻苦读书。
除了最后一年实习，在广院的头三年，我只有两个晚上没有去图书馆。那时候，广院是一个很娱乐化的地方，经常有各种活动，可我每天都重复着一条路，就是去图书馆读书。
我沉迷于哲学。除了上课，就是读哲学。现在想想，多么恐怖啊，一个女人，每天，读的都是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让我的叛逆获得了极大的快感，那种对传统的颠覆，把我从外在的制约中解放出来。
方静：女人的身体，男人的思想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就去读书
一个播音员，她的职业水准会在她从业的两三年内达到一个高点，调整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但当到达这个高峰之后，就会遇到一个瓶颈，很难突破。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高中的一位老师曾对我说，如果你感到痛苦，就去读书。这句话说我终生受益。不论是我在事业上，还是个人生活上，当我痛苦的时候，苦闷的时候，我就选择去读书。1999年，我通过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拿到硕士学位。
2000年，我进入《东方时空》。当时，节目每天早晨6点到8：30播出，作为演播室的总主持人，我们每天夜里两点就要起床，到台里化妆，看当天要播的稿子。
昼伏夜出，作息都颠倒了。因为工作节奏紧张，怕生病，会多吃东西，结果，不久就发现吃胖了，又要减肥，甚至绝食，很快又瘦下来，就这样周而复始，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
如果有一个好的结果，我的付出也值得。可就是这样，还是领导不满意，观众不买帐。所以，我想去国外学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终于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是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邀请去交流。但正在这时候，领导希望我上《焦点访谈》。真是两难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知道，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机会固然重要，但准备也很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所以，我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机会，去学习。
当我感觉有压力的时候，就去读书，因为最后，还是要凭实力。当你实力更强的时候，也自然会有更多的机会。现在我在人民大学攻读新闻学博士，也开始做论文了。
方静：女人的身体，男人的思想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艰难跨跃
我没有想到，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转变，比我的想像得难得多。
到了《东方时空》之后，我面临着从播音员到主持人转型。
念稿子，导演说：播音腔。那就不念，自己写。自己写的稿子自己说出来，总该可以了吧？导演还是说：播音腔。我当播音员六七年，别人怎么看我，都是播音腔，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克服。
我知道，我的职业背景、经验反而成为我的拖累。一个没有受过播音训练的人当主持人，可能根本没有播音腔。
像《国际观察》，不可能照本宣科，每一期节目我要看四五个小时的资料，然后写出节目的提纲。作为直播节目，主持人应该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关照嘉宾，他们有可能偏题、跑题、打乱顺序；要现场播放资料片；要接入记者现场采访；要听导播的指令；要看电脑里的画面切换；中间还要播放广告。真是高度紧张，高度兴奋。每次直播结束回到家，都会失眠，因为会很兴奋，一直会持续着，熬到后半夜才能入睡。慢慢地找感觉，找状态。对于我来说，不是从头开始比从头开始还难。
方静：女人的身体，男人的思想最难堪的经历：第一次访谈节目被“枪毙”
我一直想做记者，挑战自我。同事说我，方静会一样儿，扔一样儿，什么东西一学会，她就扔了，不好玩了。来到《东方时空》，我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难堪一次经历：第一次人物访谈被“枪毙”了。
那是采访冯小刚。为了接受我的采访，冯小刚看了很多资料，侃起来，很自得。他滔滔不绝，我不知如何下嘴。就听耳机里导播跟我说：你插话，别让他说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打断他的话，那天他说起自己新拍的电影，兴致很高。当然会有很多方法阻止他说下去，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直到制片人从耳机里愤怒地跟我说：你不能再让他说了！采访完了，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制片人问：你觉得采访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制片人说：是非常差。我的感觉，这期节目基本不能播出。你自己回去考虑去吧。
一个题材在我手上废了。节目组那么多人付出的辛苦都付之东流。我当时很难过，很委屈，在那一刻，我下决心：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
我借来别人的带子，在家观摩，国内的看完了，看国外的，香港有一档很不错的访谈节目，我叫朋友每周帮我录好带子。
那时候，我被剥夺了采访的权利，因为大家认为我不会采访。
知耻而后勇。后来，得到大家的认可，正是由于我在《东方之子》人物访谈的成功。也许没有人知道我曾经付出怎样的努力。
方静：女人的身体，男人的思想哈佛：对我事业影响最深远
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半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开阔了视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我遭遇了前所未所的震憾。我的学长，一位哈佛的博士生，拜读了我在北大做的被评为优秀的毕业论文。第二天，这位博士生在我的论文上圈圈点点，从标点符号、语法，到内容、逻辑，一一批判。最让我下不来台的是，他指着其中一句“现代政治是开放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