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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这个……那个……”我顿时唇干舌燥起来，一时间，含含糊糊地都说不清楚话了，既不知道自己嘟嘟哝哝地在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第二部分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
等最初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过去后，我稍稍镇静下自己。心想，不管他怎么处置我，我都要给自己这个行为留一个明确的坦诚的说法。即便不为今天，只为明天也要留下一个说法。
我不想狡辩。狡辩没用。俗话说，越描越黑。我也不用狡辩，因为在我行为的动机里，确实没有掺杂任何自私的打算。我可以昂起头来坦坦荡荡地面对天地。虽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正大光明 ”，但也可算是“一心为公”。只是，分到冈古拉，自己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事，就不幸折翅……而自己还只有二十三四岁……后几十年的人生之路必将百倍千倍地坎坷艰难，一切都可能要从零开始，甚至还要从负数开始……想到这里，鼻子居然酸涩起来，眼眶也有些湿润了。好在那时还没送电。高家大房间的油灯也不怎么明亮。我这些情绪上的波动，并没有让高福海觉察。我赶紧再次镇静下自己，正要开口做一番申述，只见高福海从他那张木圈椅里吃力地站起身，去拉了一下他身后的灯绳。电灯泡居然一下亮了。（后来我才知道，通往高家的输电线是单列的。他家二十四小时都供电）这些灯泡都是超大瓦数的。很有些刺眼。
“你不要跟我解释。我也不想听你的解释。”放下灯绳，他面无表情地说道，然后又慢慢地坐回到圈椅里去。眼睛里也突然闪出一绺很严厉的光束，直逼我而来。然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轻轻叹了口气，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那两个灯罩，大概也嫌灯光有些刺眼，让我为他调整一下灯罩的角度，以减少灯光对他的直射。
“我可以处分你的……”他忽然又这么说道。
“是的。”我忙答应。
“我也应该给你一个处分。”
“是……是的……”这一回，我答应得就不那么爽快了。
“但是，现在我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个问题……”
“您说。”我赶紧应承。
“以你的观察，我……高福海，真有那么不正常？”
“高场长，这不是我的观点。我压根儿就没说过这话。您可以找报告的原文来对证。我只是引用了他们说的话。我只是觉得，有必要让上面的领导知道，在冈古拉有这样一种动向值得 ……值得……”我本来是想说“值得重视”的，但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说成了 “值得警惕”。
“我说过了，你别跟我解释！”他大声打断我的话。我马上闭上嘴。然后，他说道：“你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正常不正常？”
我一下有点急了，立马激动地站了起来，答道：“高场长，我真没说过这方面的话。这您得去找朱副场长他们……”
“你别推托。你只说你自己的看法。你觉得我正常不正常？”
“我……我……我没有这方面的看法……”
“你这样一个人咋会没有看法？你想蒙谁？顾卓群，你要再跟我打马虎眼儿，我立马撤了你的职，以无理取闹判你三年劳教！你看我能不能办到？！”说着，他脸色铁青，一拍圈椅扶手，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你这么个聪明人，怎么就转不过弯来？我说这话是你说的了吗？就是你说的，也不用怕成那样儿嘛。原话出自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马立安他们几个人的嘴，我把他们咋样了？没咋样啊。我谁都没处分，处分的是我最信任的韩起科！我这么干，你们还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想搞搞清楚，我到底咋样了，我高福海在这儿干了几十年，到头来，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变得不正常了？我只想闹清楚这一点。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我得知道我到底落了一个什么结果。你是外来人，又初来乍到，跟冈古拉的谁都还没恩怨磨擦。
你的眼光可能会比较客观，可能说出一些公道话。我没让你一定要偏护我。我只要你跟我说句公道话。说句公道话。明白不？！帮我搞清楚我自己。明白不？！！”说到最后，他几乎喊了起来，甚至都有些声嘶力竭了。
“能……能允许我想一想……想一想再说吗？”我忐忑地，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没马上回答我的请求，只是闭上眼睛，在木圈椅里疲乏地默默地靠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睁开眼，坐直身子，盯住我，用一种十分温厚，甚至都有些无助和无奈的恳切，慢慢对我说道：“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自己……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了……明白吗……”然后，他焦虑不安地站了起来，拖着疼痛的右腿，在大屋子里，颤颤地走动。走了大半圈，又回到我面前站住，依然用那种温厚、无助和无奈的恳切，对我重复了一声：“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我自己 ……”这时，已多日没上高家来过的韩起科，突然冲了进来。
第三部分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又一场风波，又一场动荡。他说两个小时后，让我到他屋子里去找他……
他是来向高福海报告，有几十名退伍军人正聚集在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那儿，好像又在酝酿什么新的行动。黑早起雾的时候，小分队队员张建国，孟在军向韩起科报告了这个情况。他才匆匆撇下我，骑马离去核实这个情况。小分队队员并没彻底断绝了跟韩起科的来往。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与韩起科保持着密切来往，一部分人仍根据韩起科的安排，用各种方法暗中“监视 ”朱、李等人，并且随时把所得的最新情况，报告给韩起科。
韩起科对朱、李、赵等这几位“老同志”一直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他看不惯他们在高福海面前那种唯唯诺诺的模样。比如，开全场干部大会，高福海上下主席台，朱副场长总要不失时机地上前去搀扶那么一把，以在众人面前表示自己对高场长的恭敬和谦卑。但这位朱副场长的年纪比高福海还要大好几岁，身体又比高福海虚弱得多，这么去搀扶，总让韩起科心里产生一阵阵说不清的酥麻感。而那位李副场长身边却老带着本子和笔，只要高福海张嘴，不管说啥，他都会立马掏出本子来，很虔诚地做记录，搞得高福海自己都浑身不得劲，好几次笑着劝阻他：“你干吗呢，我一张嘴你就往本子上记，想秋后算账呢？”
但实际上，有好几回，韩起科发现这位李副场长在背后跟人一起悄悄地嘲笑高福海做出的某些决定。而那位赵大疤同志，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也是让韩起科真正感到“可怕”的一个人。赵大疤被下放到冈古拉来之前，曾有个非常文气的名字，叫“赵邦翼”。这名字是他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是清末秀才，志在仕途，国运中衰，无奈经商，一生郁郁不得志。让他最为郁闷的是，考察了家门后续的两代子孙，觉得里头没有一个能代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临终前，留下这么一个“邦翼”的名字，叮嘱，在重孙一辈中，如有有志者，当以此名冠之，激扬家风。在重孙一辈中，赵大疤最聪明，最能干，眼光最远大，也最有抱负，显得最有曾祖的遗风。这名字因此就落到了赵大疤的头上。大学只上了三年，他就修完了五年的课程，提前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不幸在一九五七年却被定为中右分子。下放劳动。他也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和锻炼，经过反复申请，才被批准来到冈古拉。动身前，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一是表示从思想上跟封建家庭划清界线，再是表示要永远记住这次所犯的错误在自己心灵上剜出的这一块“伤疤”，同时也表示自己这一辈子要认真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劳动人民靠拢，决心起用这么一个极富劳动人民气息的名字——赵大疤。据赵光说，他父亲原先很怕见血，家里杀鸡宰羊，都不愿靠前站。但自从得知高场长特别喜欢打猎，特别喜欢身边的人陪着他一起去打猎后，就下决心学会了开枪杀生。他原先不喜欢喝酒打牌串门，也学会了喝酒打牌串门。他原先极讨厌上市场跟人讨价还价，但看到在冈古拉，只有搞供销工作才有可能经常上外头去出差，去接触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