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嘹亮的救亡歌声震荡着蓉城的天空，各色写有抗日标语的鲜艳红旗，飘扬在城乡！
在张曙时等中共人士的“统战”下，刘湘指派专人经常与群众团体接洽，对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加干涉，并提供保护……刘湘还为车耀先的《大声周刊》提供资金，每月津贴张曙时等中共人士主办的《建设晚报》400元，每月帮助群众救亡团体100元。
有次，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用公函通知省政府：“救亡团体有赤色分子，请政府禁止或封闭刊物！”
省务会议上讨论此事时，刘湘“大加反对”，把省党部公函扔在一边。他还命令：“马上派员去安慰抗日民众团体，不要害怕！但不要做得‘太红’了，免得省党部那几爷子借口捣乱！”
刘湘还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免遭镇压出过力。
有天，蒋介石派人紧急到成都，面见刘湘：“刘甫公，中共和赤色分子在省城闹得太不像话，以抗日为名反对中央政府！蒋主席送来这份要在成都抓捕两百人的名单，请刘甫公立刻批准执行！”
在刘湘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甘树人得到了这个消息。
张曙时对甘树人说：“万一刘湘顶不住压力，情况就非常危险了！对刘湘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同他有师生之谊的张澜先生——立即请张澜出面劝阻！”
张澜 （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县人。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在四川威望甚高。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四川中共地下党早就派徐庆坚和钟汝为“做张先生的工作”，两人轮流隔一天去一次。最初，徐庆坚担心地对钟汝为说：“张先生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我只不过是一个23岁、大学毕业刚一年的青年，能担任起这个任务吗？”
钟汝为40多岁，北大毕业，曾任省教育厅科长，多才健谈。他说：“张老晓得我们的政治背景，不用担心！”
张澜住在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后院。当徐庆坚带着紧张的心情第一次去向他汇报成都救亡运动情况时，张澜静静地听……告别时，又很和蔼地送他出客厅至阶檐上，才挥手作别，张澜送客至阶檐是对客人最重视的礼节。以后徐庆坚他们每次都受此礼遇。
其实， 张澜的二儿子张慕良，1926年就参加共产党了。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曾任中共旅德支部书记，后转到苏联。1936年由中共中央电召回国，协助张澜开展对刘湘等四川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徐庆坚等人当时不一定了解这些。徐庆坚和钟汝为见张澜时，张慕良有时也在座，也就国内形势发表一些意见。钟汝为私下对徐庆坚说：“张慕良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他在背后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甘树人要徐庆坚请张澜出面，劝说刘湘阻止蒋介石在成都逮捕200人。徐庆坚自知在张澜先生面前谈理论，是在龙王庙前卖水，所以他见了张澜，不绕圈子，直接提出要求：“恳请张老要刘湘不批准抓人。”
张澜坐在沙发上，手捋长须，陷入沉思久久不语。足足过了五分钟，张澜说：“你回去吧，给你们那些人说，放心！”
徐庆坚没有多说感谢的话便告辞了。
仅几个小时后，甘树人从刘湘处跑到徐庆坚家说：“你离开省银行不一会儿，张先生就到了多子巷刘湘公馆。刘湘恭迎入座。张先生沉着脸，对刘湘劈头一句：‘你要找死呀！’（注：“找死”，四川土语，即向死路走）刘湘摸不着头脑，陪着笑脸细问，才知是有关抓人的事。刘湘马上向张先生表示：‘我决不会批！’刘湘送张澜走，回到客厅，把茶碗一下摔在地下，大声说：‘我做到这个样子（按：即刘主张联共、反蒋、抗日），张先生还不相信我！’”
刘湘马上叫人把为蒋介石送黑名单的人找来，对他们说：“我没有权在成都抓人！名单你们带回去，我已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回去，另送你们每人200元路费。”
那两个人大失所望，私下怨恨嘀咕：“你这位大权独掌的‘四川王’，公然说起没有权抓人的‘黄话’来了！”
但两人也无可奈何，只好怏怏而去……
1937年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刘湘是中央委员，他没有去开会，但与蒋介石为“统一”而打内战大唱反调，提出了个“书面提案”，说内战使“国家人才之受摧残，即元气之受损伤”！他又大声疾呼：应该“集中人才，精诚团结，解放言论，发扬民气！”
这些都说明：中共对他的“统战工作”已很有成效，也足可以证明他的思想也的确大有转变了。
1936至1937年，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全国有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湘实行开放支持的政策。
这件事过后仅3个多月，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就开始了！
第二部分 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第7章 蒋介石决心整肃四川（1）
蒋介石的“军队国家化”
1937年3月中旬，刘湘忽接蒋介石急电：“嘱即派全权代表到南京，有要事相商！”
刘湘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扔，对邓汉祥等“智囊”们说：“老蒋一定又在打我的主意喽！先派建设厅长卢作孚代表我去一趟，看他想干啥子名堂！”
卢作孚到重庆，只同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跑回成都对刘湘说：“甫公！贺国光一见我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次蒋委员长主要要谈军队国家化的大事。你同刘甫澄关系不够，事关重大，请他另派人吧！’”
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对刘湘说：“老蒋的行营参谋团和别动队1935年入川，主要就是督促、整编川军，去围歼红军，又削弱川军力量……他要‘军队国家化’，其实说穿了，就是把川军变成他老蒋能控制的军队，把四川收到他的国民政府手中！”
刘湘脑袋低垂，习惯性地眼睛半睁半闭着静听。
邓汉祥又说：“1935年6月5日，他在成都行辕召集川军将领，讲述《剿匪与整军之要道》，说：‘我看现在四川兵额之多、部队之杂，至少要裁半数以下！现在兵多饷少，川军一般士兵不仅月饷全无，而且许多士兵求一饱而不可得……现在有中央调来的军队同川军在一起剿匪，中央军每个士兵每月可得到七块钱的饷！彼此相形见绌，试问大家，有甚么办法来安你们的兵心？但是这件事不能怪中央，如果经过中央的点验和承认，就可以照中央军队一样的发饷……’他这些话，听起来也确实冠冕堂皇。”
刘湘抬头，声音低沉：“嗨，连瓜娃子都晓得他老蒋的鬼板眼！从那年6月25日后，行营参谋团就着手整顿川军，将原川军350个团减为200个团左右，各部均以全国陆军统一番号命名……川军经过点验，编余裁汰下来的军官6000多人，他老蒋还很会收买人心，提出全部安排，不让其流离失所……其实是为他所用！”
刘湘的参谋长傅常博古通今，又好佛学，写的古诗在川中也素有盛誉。他话不多，但常直切要害，这时缓缓说：“那次川军第一次整编后，蒋介石还以授军衔的方式，把川军纳入全国陆军系统。除甫公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外，许多人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为中将、少将，我也被授为中将……这些任命虽然大部分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但却剥夺了川军高级将领任命之权。”
邓汉祥接着说：“真吾说得对极了！要部属听命，不就是要有让部下‘加官晋爵’的权力嘛！不然哪个肯听话卖命？蒋介石这项措施是‘杀手锏’，必然要引起川军分化，削弱甫公对川军的控制力……不但甫公如此，就是刘幺爸（注：指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其他四川高级将领，也都被削弱了。”
刘湘气恼地说：“鸣阶说得对头！在那次第一期整军中，川军各系将领就说我刘湘的闲话，有说我对川军各派系未能一视同仁的，还有说我对自己部属心存戒心的，使得部分将领如王缵绪、唐式遵、李家钰、孙震、范绍增等人，都去‘背靠大树好乘凉’，慢慢向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靠拢’去了！”
说到此处，刘湘有些语音凄凉……因为他明白：现在是1937年了，蒋介石经过两年“苦心经营”，一定认为再次整编川军的时期成熟了！这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