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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执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武汉或宜昌起飞入川。这时，各中、小学停课，集市生意收摊，关铺板，市民开始纷纷向城外疏散。
二是“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的警报器哨音大响。其声撕心裂肺，是“呜——呜！呜！”一长两短。城墙上的木杆挂上了红色灯笼……这预示敌机已飞抵重庆。这时“跑警报”开始了，各街道商店劈劈啪啪关铺板声、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车夫吆喝声、狗吠马叫声、大人骂小儿哭声、脚板奔跑声……交织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向城外逃难而去。
三是“紧急警报”，这时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呜！呜！呜！……”城墙木杆换上了黑色灯笼。这时敌机已飞越龙泉山，空中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市内各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就近隐蔽…… 若是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市一片漆黑，像进入死亡世界。
每次敌机在震耳轰鸣的机声中飞临成都上空，调整队形后轮番俯冲投弹，爆炸声让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投弹后，敌战斗机群开始对地面疯狂扫射。刹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四起，尸横遍地……
轰炸结束后，解除警报的警报器一声数分钟长鸣，才把人们从死亡边缘唤醒转来。城墙木杆上也挂起象征平安的绿色灯笼，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上也换成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疏散的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回城里。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2）
1940年，敌机全年9次轰炸成都，是轰炸最频繁的一年，尤以10月份轰炸最为强烈。
10月4日，日机第5次大规模轰炸成都。日重型轰炸机27架，以26架驱逐机为掩护，上午9时许侵入成都市上空，从成都较场的“中央军校”一直炸到新东门城墙（时为高射炮阵地），投弹近百枚，多处房屋起火、硝烟满天。城边西蜀小学被炸毁，躲避在城墙屋角的学生因燃烧缺氧，全部窒息而死。这次轰炸损毁房屋160余间，炸死百余人，伤220多人……
10月5日，日机36架，12日29架，多次轰炸成都，每次在市区投弹近百枚。平安桥街天主堂、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均被炸毁。炸死47人，伤50多人……
1940年10月27日的大轰炸，成都损失尤惨。日机分两批先后侵入，第一批21架，第二批15架，在少城公园及附近老皇城一带，投炸弹百余枚，炸毁民房400余间，死亡32人，伤26人。少城公园内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及王铭章上将铜像基石被炸毁……死者血肉横飞、脑浆四溅、尸横遍地。
1941年敌机8次袭蓉。以7月27日空袭更猛烈，日机出动飞机108架，投弹358枚，成都主要街道均被炸。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江岸边血流成河，死亡575人，受伤632人，房屋损毁3587间……请看当时《新新新闻》登载记者报道轰炸后的惨状：
沿途桥头、沟边、林盘、荒地、田坝都散乱摆着残缺不全的尸体，有头、手、脚和破碎皮肉被炸飞挂在树枝上、墙壁上，有的孕妇被炸破肚皮，淌流出血淋淋的胎儿和血浆泥土混在一起成黑糊糊一团。有的妇女在敞胸哺乳，幼儿还衔着奶头，母子浑身血污死去。有的农舍被炸弹揭开屋顶，全家老小躺在血泊中……城内皇城林盘还在冒烟，苦瓜架上涂满了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血迹斑斑的人肠，树枝上挂着片片的血衣。在少城公园光明电影院坝子里，摆放着四肢不全的尸体100多具。在新东门外猛追湾、乱坟坝一带，也到处是炸死炸伤的平民……事后经省会警察局统计：敌机投弹446枚，民众死亡575人，轻重伤1368人，炸毁房屋3585间。
日军轰炸成都历时5年，先后共24次，其中以1939年“6·11”、1940年“10·27”、1941年“7·27”三次最为残酷……日机先后出动飞机550余架次，投掷燃烧弹、炸弹约1500余枚，市民被烧死炸死1270人，受轻重伤者达3500余人，摧毁房屋无数，近100余条街变成废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敌机空袭时，除空勤、地勤、军警人员高度紧张外，“防护团”尤令人感动：这些属义务性质的民兵，不计较报酬，不顾生命危险，救死扶伤、救灾救火，真所谓赴汤蹈火！还有以昌园法师为首的四川佛教会，本慈悲救世宗旨，自动组织“僧伽救护训练班”，在古刹文殊院集训后，参加防护团行列。天主教徒救护中队长耿履中，也多次率队员参与救护……这充分体现出军民团结、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
“跑警报”使成都城区大为拓宽。如西郊茶店子，在成都出城到灌县、阿坝方向约六七里处，清乾隆年后有一个姓黄的老头在驿路竹林边搭起茅草房子卖茶水，久之成了“幺店子”（小场镇），被称为“茶店子”。这里是成都西郊大疏散地，“跑警报”使可怜巴巴的幺店子一下子“繁荣”起来……街巷增多、商铺林立，成都警备区也一度移驻此地。东门外三瓦窑、琉璃乡、沙河堡，南门外红牌楼，北门外五块石、天回镇等，情况也类似茶店子。
重庆火锅凭借大众化、简易化而在抗战时期兴旺发达。成都许多原是“跑警报”时充饥吊命的小饮食，后来也发展为“名小吃”。日寇飞机频繁轰炸，“跑警报”的民众潮水般向荒郊野外逃难，卖饮食的小摊贩有了用武之地，在路旁、坟头、沟边歪歪扭扭搭起黄泥巴竹席棚，“战时小吃店”处处开张、生意兴隆。馒头、包子、锅魁、凉面、凉粉、酸辣粉、茶叶蛋、煮玉米……品种繁多，价钱当然也偏高。本书作者的老姑爷本是很节俭的人，“跑警报”时却对家里人说：“钱嘛，身外之物。被狗日的日本鬼子炸死了，钱还有个球用？吃炸弹不如吃醪糟蛋——吃！”
据李豫川先生说：“洞子口凉粉”老板赵金山，那时在老南门大桥边开“洞子口赵凉粉”，大受疏散市民欢迎。武侯祠一带，松柏森森，也是“跑警报”之地。当地农民一听警报声，就忙着煮饭炒菜，等候来客。饭用刀划成块，俗称“牙牙饭”……南大街口有家“章锅魁”，生意做得更妙：空袭前他先将锅魁做好，再买回皇城坝的凉拌肺片或大头菜丝。警报响后，全家四口齐出动，在武侯祠柏木林一带叫卖，他这样既躲了空袭，又做了买卖。当时还有家在草堂寺、龙爪堰一带卖“警报”麻饼的，皮薄酥香，后来发展为有名的“苏坡桥酥皮麻饼”。刘湘墓园旁的郭家林子，有一位逃难入川的下江人在这里搭间席棚卖“警报”伙食。他技艺高超，拉的面细如发丝，下锅一烫即熟，再浇上头天晚上炒制的三鲜、肉丝、炸酱、虾羹等臊子，“跑警报”者能吃上这面条，真该念阿弥陀佛了！后来这位老板推出锅魁夹小笼牛肉、鸡丝凉面和卤肉三丝，由此名噪一时。李豫川先生说：“就这样，在日军空袭的隆隆声中，成都涌现出一批制作‘抗战快餐’的烹饪能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味特色，最终成为地方名小吃。”
1982年，抗战期间曾任成都《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萧军来到成都，一下飞机就到“洞子口凉粉”店，边吃边向陪同的人讲述抗战躲空袭时的事。他感慨万端地说：“唉，那时‘跑警报’饿慌了能有碗适口的甜水面吃，就算很不错了 ！”
“抗战快餐”体现了后方民众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中坚忍不拔的生存精神，也无疑成为 构成丰富的“抗战文化”的内容之一。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3）
日机轰炸四川其他县市
乐山大佛见证了日军罪恶
乐山古称嘉州，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写下“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的诗句。南宋时邵博更为嘉州的山光水色倾倒，他在著名的《清音亭记》中赞叹道：“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
抗战中，誉满中外的乐山也饱受日本飞机的蹂躏！
1939年8月19日这天，晴空万里无云。乐山城区许多人家正忙着迎接中国传统七月半的“盂兰会”，祭祀祖先和出川抗战牺牲的英烈。不料上午11时40分，空袭警报突急促长鸣，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