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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学只是一个缩影，成都的川大，重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交大、复旦等大学都是这种情况。已定婚期的毅然推迟婚期，免征的独子坚决参军……一些高官的儿子也踊跃从军，如四川省主席张群之子张继正（他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在四川大学任教授）、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之子祝源远、贵州省主席杨森之子、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子……以下各级官员更多。虽然这些人被称为“少爷兵”，但其爱国热情无疑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分为两期。第一期从1943年11月中旬到1944年3月，四川各地从军者有1。4万人，成都地区就有8000人；第二期从1944年9月16日起到1945年2月，全川已登记从军的男女知识青年29157人。
第二期全国经甄选合格的应征青年达12。55万人。内有1。5万人受过大专教育。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2620人。这些应征青年后组编为青年远征军，共9个师番号。
征集的人员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大学教授、机关公务员。两期知识青年从军，全国共约登记15万人，四川就有4万以上，居全国第一。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中国抗战中动人心弦的一幕。四川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将永记史册……
青年勇于从军，是同人民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四川各地区为支援抗战，都建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如1943年9月下旬，重庆“陪都辅助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举行“优待抗属周”。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这个消息，还全文刊登了给前方抗日将士的慰问电：
“前方将士均鉴：抗战七年，幸得诸将士之艰苦奋斗。最后胜利已日益接近，后方同胞复念将士之辛苦，无不感激万分。对将士家属之生活，更无不备极关切。本会自9月24日起至30日止，发起举行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周，自政府长官以至社会人士，莫不热心赞助，并实行优待战士家属购米、购布、购油、购物，以及因病送诊、送药、免费住院、贫苦救济等办法。充分证明：后方各界，不仅爱护前线将士，亦且爱护后方之家属。全体将士之家属，不论在任何地区、任何时间，均能享受优待之权利，得到社会的维护，以减免诸将士后顾之忧。特掬至诚，驰电慰问，希继续奋勇杀敌，共争最后胜利为荷。”
有部著名的以抗战时期四川为背景的电影《抓壮丁》，曾引起不少争议。许多学者认为：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概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当然，“抓壮丁”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
著名作家叶圣陶抗战期间在四川住了八年。1945年4月9日，他在成都陕西街家中，晚饭后，忽闻人声鼎沸，传隔壁茶馆中寄居的壮丁脱逃。他只听得屋瓦上有脚步声，突然一壮丁破屋顶跳下地，张皇地求他不要声张。接着跑入厨房，越墙而去。
叶圣陶忙出门，听人说：这次逃走了20多个壮丁！原来本季抽丁，一次要征足全年之数（本分四季），故额数特多，乡镇抽齐后都送入城中暂寄居在各街巷。壮丁饮食恶劣，又严加防范，所以壮丁们都想脱逃。此前十多天，三桥街还有一壮丁逃跑时被枪击而死。
叶圣陶又听人说：“上星期祠堂街有壮丁逃入少城公园荷池中，被追兵逮住了，以大刀背痛击其身。旁观群众愤愤不平，都群击操刀者……”
叶圣陶先生慨叹说：“狡黠者以人口为买卖……思之伤心，闻之惨恻！”
第二天，叶圣陶才发现，昨天跳屋的壮丁原来蜷缩在两屋夹墙之间。早晨厨下有人声，他才钻出，对叶圣陶说：“我姓黄，17岁，住西门外，做草纸谋生。出外收账时被拉。身上衣服及钱都为军官没收，换穿灰布军服。”
叶圣陶找出件旧衣让他改装，以便俟机回家。叶圣陶先生又听邻居讲：这次暂住茶馆的一连人，已跑了几十个。壮丁四下逃跑时，街坊民众抱住军官和守兵不让其开枪打人……
这说明，老百姓反对的，只是各级恶势力在国难当头时，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他们对抗战军人是无比尊重的，是鼓励热血男儿上沙场报效祖国的。
如果误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而被强“抓”去的壮丁，稍有常识的人不难设想：300多万川军官兵，如果不是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他们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吗？
叶圣陶先生专门写过《颂抗战将士》的诗：
“最前线炮声含怒，赳赳桓桓，如潮奔赴。此役光荣，寻常征战岂其伍？众心无二，拼血淹东方虏。义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耐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灭，尽都替国人担负！”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6章 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5）
兵役署长程泽润之死
买卖壮丁“吃黑钱”等“役政”腐败现象确实存在，它最易发生在县乡以下，如同《抓壮丁》所刻画的“王保长”。
1934年12月后，国民政府普遍实行保甲制度。原则上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若干保为联保。大致上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联保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这些基层官员从来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
乡镇保长是怎样参与买卖壮丁吃黑钱的呢？因有些人家不愿让子弟当兵，情愿出钱雇人顶替。而一些穷人家汉子，看到当兵可以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安家粮钱养家糊口，便甘愿卖壮丁。还有一些“兵油子”，卖壮丁后又逃回来，再做同样的买卖……县、乡搞兵役的和保长们就可从中分油水。
1941年春，军政部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试图改进这些兵役弊端。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名义发出的通报，说此举可使“其违法舞弊者予以检举，俾得杜绝一切估拉、买卖、顶替、虐待诸弊……夫一视察员之功罪，不在小也。得其人，则一师区之役治可以澄清而无弊”！
驻各师管区视察员派出后，产生一定效果。根据军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公布，从1942年12月起至1943年10月止，一年来四川省的检举案件，有据可寻的为1346件之多，被检举者得到相应惩处……
兵役关系国民大事，有关方面很清楚并力图搞好这点。
对役政腐败官员惩处的最高潮，是震惊中外的蒋介石处死兵役署长程泽润案。
军政部兵役署，主管全国役政，包括新兵（壮丁）的征集、补充、训练。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训练团团长是蒋中正，教育长是王东原中将）。
程泽润（1894~1945），字沛民，四川隆昌县人，1917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5期。他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关系很亲密，是何派“四大金刚”之一。1937年后任军政部兵役署长。
国民政府财政部自设有税警团，不受军政部管辖。税警团强拉壮丁补充新兵。1944年夏，财政部税警团一个连队经过重庆，临时驻扎在市区民国路（建国后改为五一路）一家老式大院内，这里是接收新兵的转运站。
1944年夏季的一天，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路过此处，忽听到院内传出打骂哭泣声。进院里一看，一位军官（该连排长）正凶横地打骂一个新兵，那新兵跪在地上哭嚎。其他壮丁挤在天井里，有的还绳索捆绑，其状甚惨！
戴安国与蒋纬国像弟兄一般亲近，就赶紧驱车到南岸找蒋纬国谈此事。蒋纬国便将此事禀告其父，说：“阿爸，这样的壮丁怎么能打仗？”
蒋听了说：“我要亲自去看看！”
当时蒋介石的心情不太好。而蒋与何应钦虽是留日同学，但自“西安事变”以来，蒋、何之间就有了裂痕，何应钦又是军政部部长，蒋可能因之而重视此事……蒋氏父子从南岸驱车进入市区，到那个大院，看到院内乱七八糟，那个军官还在斥骂“新兵”。
蒋走走看看，见到横躺在地上正呻吟的壮丁后，气冲冲地问：“谁在负责？谁在负责？”没有人敢答声。蒋介石说：“马上给我把兵役署长找来！”
立刻，两位侍卫官坐着吉普车直奔夫子池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不在办公室，侍从人员又找到署长公馆。原来，这天是程泽润“双喜临门”：一是50大寿，二是新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