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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大抗战-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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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例更令人心惊肉跳: 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四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三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三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周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要转身,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带三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面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3)

    空头“赈灾”与“拜神求雨”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    
    刘湘看了,连吞几口冷气!他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再不赈灾,恐怕饥民要跑到成都把我都嚼了!”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而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了,学法律出身的他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而应正名为人身正当防卫。理由是:“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位县长引经据典,此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则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赈灾,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    
    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持续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百分之九十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边境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甫公,你看《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    
    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要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树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竖旗杆不吉利,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聚集起来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    
    甫公,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刘湘搔搔短平头,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齐干、迷信、国旗、中央政府?硬是有些说不清楚喃,不过打死老百姓也不应该嘛!”     
    甘绩镛又说:“还有大批难民涌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在城内埋葬了近四千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大为恼怒了:“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死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既对不起川中父老,又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如今,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在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甫公咧,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的,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的铲铲!”    
    病急乱投医,为解旱情,各地纷纷“拜神祈雨”。据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 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    
    刘湘也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异人。 他和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朱庆澜等,还率省城官员到佛教名寺文殊院内礼佛祈雨。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都祈祷声声连日不绝。    
    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    
    1937年5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有篇奇文:“余道成某县人,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  又如去年夏,大水几上河街,后经其用板凳数条拦住水边,施以法术,水头即至此退去……祈雨时,用水缸盛树叶变为金鱼,即可下雨。因言多奇验,均目为神,一般人尊称为余老师……遂宁苦旱,该县商会、红十字会、平粜会、救济院特联合敦请至遂宁设坛祈雨,以救人民……”    
    “天府之国”的四川为何弄得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    
    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民国后四川军阀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 “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四川人民,就是在这种极严峻悲惨的形势下共赴国难的。仅在半年后,四川就为抗战提供了在全国各省居第一位的人力、财力和粮食,使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可靠基地!由此也不难想象,这是多大的努力和牺牲!


第一部分第4章 四川人民的抗日呼声(1)

    少城公园风情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威风凛凛的四川巡抚年羹尧,在成都大城垣内新筑一城,专驻八旗官兵及眷属,此“城中之城”称作“满城”,又叫“少城”。宣统三年(1911年),成都将军玉昆及巡警道周孝怀等人,在此建造起少城公园——这是四川第一座“公园”。    
    1914年后,公园内修建起一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气势巍峨直指蓝天。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此碑就是为纪念四川保路运动死难烈士而造的。    
    纪念碑西侧空地有体育场和“较射场”,前清状元骆成骧及军阀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人先后是“射德会”会长,常在这里兴致盎然地“雕弓较射”。体育场之南,有森森楠木林、小桥流水、荷花池。公园东边的静宁餐馆、桃花源等川菜馆,烹炒的“回锅肉”、“麻婆豆腐”香气四溢,令公园外的行人也馋涎欲滴……    
    公园临半边街的角落,是省国术馆。馆门两侧刻有“仁者必有勇、君子无所争”的对联;在抗战前夕,馆内“强国必先强种,强身必先习武”的雄壮吼声已震耳欲聋……    
    那座“四川父老其功也伟哉”的纪念碑国内闻名。但更吸引国内人士的,是少城公园内的浓荫、绿天阁、永聚、鹤鸣、枕流、同春、射德会、文化、荷花池等各个茶馆。这里每天坐满三教九流的茶客。竹椅子、盖碗茶,吃瓜子、谈生意、冲壳子(川话,即吹牛闲聊)……不时有人大呼小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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