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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由于蒋经国是不可能出台的，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孝武的婚礼。对蒋孝武而言，与蔡惠媚在新加坡生活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曾说，在狮城他可以自由地在最热闹的马路上逛街，就算是穿一条短裤也没人会注意你。但最重要的不同还是因为他有了蔡惠媚，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蔡惠媚加入了他的生活，随他出席各种正式聚会，也陪他穿着短裤、趿拉着拖鞋上街吃小吃，这样的生活真是难得的惬意自在。
蔡惠媚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把母爱都给了蒋孝武前妻的孩子友兰和友松。她对两个孩子十分疼爱，所以两个孩子同她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母亦友。现在，蒋友兰、蒋友松姐弟都在欧洲读中学，同生母汪长诗住在一起。蒋孝武1991年病逝时，尚未满18岁的长子蒋友松返台奔丧，曾向传媒坚称：“蒋家第四代不会从政。”或许，政治真是伤透了这位蒋家第四代长孙的心。
蒋孝武在壮年早逝，比任何人都痛苦的是年轻的妻子蔡惠媚。她除了拥有与蒋孝武共同度过的15年相知岁月外，几乎一无所有。她曾对家人说：“孝武死了以后这些年来，我从未真正走出悲伤，我只是学着如何处理悲伤。”每逢蒋孝武的忌日，蔡惠媚都会准备一束鲜红的玫瑰花，细心整理后再送到亡夫的墓前。而这几年，她也刻意回避新闻媒体的追踪采访，只有在每年公公与丈夫的忌日，才会陪同婆婆蒋方良短暂地露一下面。或许，对于现在的她来说，平淡生活才是最好的。
第三部分 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最后的“贵”族（1）（图）
向来威风凛凛、不苟言笑的蒋介石，凝视着第三个孙子的面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蒋孝勇的出生是在蒋家政权的多事之秋。1948年10月，他出生在动荡不安的上海。此时的国民党政权正摇摇欲坠。父亲当时正忙于“打虎”，焦头烂额，无暇旁顾，母亲为了生他大出血，几乎性命都不保。 也许是因为这样，同时又是最小的孩子，回到台湾后，父母给了蒋孝勇很多的宠爱。10岁生日时，蒋经国专门买了三层大蛋糕给他，并说：“这是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不仅蒋经国夫妇疼他，蒋介石更是一有空闲，就一句句给他读《论语》、《大学》、《中庸》，逐字解释。宋美龄在几个孙子中，更是最疼蒋孝勇。 比起两位哥哥，蒋孝勇虽然一样顽皮捣蛋，但却有少年特有的狡黠，他最懂得讨好父亲蒋经国。表面上，他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不像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孝文那样孟浪冲动，他是蒋经国的子女中，在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但是，蒋孝勇背后究竟在做些什么，蒋经国是从来也不清楚真相的。 1964年，刚刚16岁的蒋孝勇放弃考大学，报名考入了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学生班。蒋介石非常欢喜，在经历了两个孙子的不争气后，蒋孝勇显然更自觉更乖巧。只有掌握军权，才能控制大局，这是蒋介石一贯的想法，而蒋孝勇的此举显然让他极为满意。说不定，蒋孝勇会成为蒋家第三代中惟一的将军。1975年，蒋孝勇在《哀思与憾事》里回忆蒋介石对他从军的期望，“忆及当将要离开台北到凤山报到的那天，他老人家把我叫到书房，除勉励之外，还打开皮包，拿出钱袋，数之再三，给了我两百块钱，说‘你独自到官校去，必有零用之需，这是两百块钱，钱包里我也有这么多，希望你能好好地去应用’。”不出蒋介石和蒋经国所料，蒋孝勇和他两位兄长截然不同。他来军校后既不开汽车闯祸，也不随便触犯校规。他是个机灵懂事的孩子，在有关机械化武器课程的考试中，蒋孝勇也多次获得高分，名列前茅。当年《新生报》记者随军中访问团到陆军参观，记者特别访问了蒋孝勇。在专访中，蒋孝勇侃侃而谈读军校的抱负。他打算于预备班毕业之后，继续升为陆军军官学校正期生。可是，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蒋氏兄弟不会在军事上有所建树，从军官直升到国民党的总裁。 1968年，就在陆官一年级下学期，蒋孝勇在一次夜间军训时，冒险翻越一条沟堑，不慎扭伤了脚。这样，壮心未酬的蒋孝勇便住进凤山军校的医院医治脚伤。
第三部分 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最后的“贵”族（2）
为了治愈蒋孝勇的脚伤，国民党投入大量精良的设备与人力，还千方百计为蒋孝勇医治足疾。开始请的是一位有经验的美籍医师，他认为蒋孝勇年纪轻，软骨应可重新长好，于是只修掉旁边伸出关节的软骨。但手术过后，蒋孝勇依然无法正常步行，只好二度进行手术，这回由“荣总”医师主刀，把整个硬化的软骨取出，改以两根钢钉固定。这次手术之后，蒋孝勇的足踝只能上下动，不能左右动。两根钉子辅助他行走一辈子，也使得他失掉了快速移动时的平衡能力。
为了安慰孙子，蒋介石专门在1969年2月24日的这一封信说：“勇孙：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之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之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拄拐杖，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恕之。若非如此持以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见毋忘。1969年2月24日祖父母示。”
第二封信是同年3月14日，内曰：“勇孙：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兴。昨问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比医院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愈。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不知是何事让蒋孝勇笑得这么开心。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长大后周旋于政治上的他再也没有了这般的笑容。
让蒋孝勇感到终生悔恨的是，在凤山军校的腿骨跌伤，虽没有直接损害他的身体，却让他从此失去了进入国民党军界发展的机会。虽然几个月之后，蒋孝勇的足疾有所好转，他也有重回军校上课的心愿，但因为凤山军校的课程落得实在太多，他已经无法赶得上了。而凤山军校对于这位太子的培养也感到有些为难。
没办法从军，蒋孝勇只好就读台大政治系。在此期间，蒋孝勇颇为活跃，而且为人也很豪爽，当时台大政治系出系刊找不到财源，蒋孝勇曾自告奋勇，挂上“业务顾问”的名义，以他的身份找人要广告，遂使系刊顺利出版。或许就是这时，蒋孝勇发现了自己的商业才能。
蒋孝勇毕业后，蒋经国似乎也一直在栽培他，不过栽培的方向与其兄不同，更多是党营和公营的生产事业方面，当然这又是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的帮助下进行的。
蒋孝勇先在鸿霖公司任董事长，尔后又负责中兴电气公司和中央玻璃纤维公司两大公司，这两个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企业的两大支柱。蒋孝勇以前是中兴电机总经理，董事长是林挺生，后来升为董事长。至于中央玻璃纤维公司，董事长是台北市前工务局长张孔容，蒋孝冷是总经理，技术性工作则由军中退下来的刘正才负责。因此，蒋孝勇才分别担任电机公会理事长，以及玻纤强化塑胶技术协进会的理事长。除了电器、玻璃纤维方面外，蒋孝勇在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兴工程顾问”是顾问工作，政府都是透过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和外国公司联络，每笔生意也都是大生意，除了这种大生意，他也在国内营造圈从事许多工程的转包。
尽管非议颇多，但蒋孝勇凭借特权，利用这些公司，很快就成为腰缠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