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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蒋介石私密生活影像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1）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3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推举蒋介石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至此，蒋介石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野心，真正把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都弄到了自己的手中。宋美龄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当然，这权力在握的背后，宋家这个后台的功劳自是少不了的。
爱情和事业都如此得意，但蒋介石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轻松起来。因为他的野心或者说梦想更大：统一中国，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而现在权力的宝座还远未达到巩固的程度，随时有被人“拉下马”的危险。国内、党内的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山头纷立，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行其是，根本不买中央政府的账。蒋介石不想当被各路诸侯架空的周天子，而是要把所有权力切切实实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他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政治权术的行家里手。
当时蒋介石面临的“敌人”，除了最强劲的对手——共产党，便是这些军阀派系，尤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残余，更是让蒋介石心头烦躁不已。在宋美龄的辅助之下，蒋介石决心完成此前北伐没有完成的统一大业。
为了筹划“第二次北伐”，宋美龄随蒋介石来到了南京，这也算是为夫牺牲。因为当时的上海才是政经中心，无论各个方面，都远远强于南京。对于宋美龄这样一位力求生活品质的“第一夫人”，南京的条件的确差强人意。但宋美龄认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官太太，她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所谓“夫人外交”不仅用于国外，也用于这些心怀各异的军阀们。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经常与他的同僚举行饭局，而每一次，蒋介石都坚持宋美龄与他一起出席，如果遇到蒋介石自己做东时，宋美龄更是非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不可，虽然她往往是座中的惟一女性。宋美龄自己也说过：“我想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地投入帮夫的事业，他们也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宋美龄在家中要帮助蒋介石接待许多客人，这种接待不单纯是妻子接待到家里来的宾客这么简单，更是政治活动的家庭化，这是旧中国官场活动的一个延伸，也是宋美龄初入官僚行列的一个起步营生。这种接待，展露了宋美龄的交际才能，弥补了蒋介石与这些政要打交道时的一个缺陷，取得了日常政治活动中所起不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宋美龄还在南京办了一所在北伐战争中阵亡的烈士遗族学校，照顾那些“已经为国捐躯或准备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子女”。宋美龄说：“这些儿童如果接受适当的教育的话，将是最有价值的财产，因为，他们的血液中天生就含有革命的因子。”
应该说，蒋介石率军北伐一事深得民心，许多敌对部队及其将领都投到他的麾下。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尽管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不时与各地的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但他却从没有真正地控制他的对手或征服他们的地盘。
1928年6月3日，孙传芳知道大势已去，宣布下野，所属部下向国民革命军投降。4日，张作霖不敢恋战，带领一批文武官员出关。8日，国民革命军进占北平。至此，“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南京政府，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算是形式上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统一”大业。
“第二次北伐”完成之后，一系列新的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先是蒋桂战争，继之蒋冯战争，最后是1930年4月发生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在张学良的鼎力支持下，蒋介石终于大获全胜。
军阀们暂时不会成为蒋介石的骨刺，接下来，蒋介石要全力以赴去“国剿”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军事围剿。
在围剿红军的前线，宋美龄写下了她的经历：“我们要随军向腹地挺进，生活是艰苦的，但我很高兴，我的健康良好，能够坚持，相反这样我就能同他在一起，就能协助他……我们虽然不得不放弃一些物质享受，但那不算什么，因为我俩互不分离，各有工作。”
正当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如火如荼”之时，1933年，宋美龄又随蒋介石上庐山“度假”。度假是一个名目，实际是做英美这些大国的思想疏通工作。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政权，外有日寇虎视眈眈，内有“野火烧不尽”的中国共产党，因而迫切需要来自英美方面的支持。宋美龄上庐山后，会晤了一些正在庐山休假的英美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认为：蒋介石的政权丝毫未将其获得的巨利用之于民，蒋介石虽“控制”了中国一块相当大的地盘，但他留给英美这些发达国家的印象还是独裁、只知道争权夺利，老百姓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没有人会把那些关于“统一和进步”的论调当真。如果南京想取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蒋介石必须首先有一系列明确的社会福利纲领，以便在中国的外国人能有良好的印象。况且，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推行“新政”，蒋介石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又有何妨？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触动了宋美龄的内心，于是在二人结婚六年之后，一场大规模、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了。这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蒋介石语）是国民党建党以来所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文艺宣传工作。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在推广中，宋美龄均身先士卒，扮演了核心角色。
第一部分 蒋介石私密生活影像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2）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随着蒋介石的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担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自己的政治事业，因此推行起“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在精神上满足了她的成就感。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动机是好的，其试图改变国人千百年来旧有的生活习惯，改造精神，重新“焕发”民族新生。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劳苦大众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再提新生活只能是一种奢侈，很多推广工作只是走表面过场而已，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Life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WifeMovement）。
而随着抗战的爆发，“新生活运动”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当东北大部已经沦陷时，大陆腹地还在进行这种“政治游戏”，似乎很有点讽刺的味道。虽然这时的“新生活运动”已经随着战况的推进自然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与战时支持有关的活动。
1936年，蒋介石和宋美龄遭遇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变革，但也正是这次波折，让双方更加意识到了彼此的重要：不仅仅是一般夫妻的小情小爱，更是两个家族的休戚与共、彼此权力的紧密相连。
事情的起因还是源于是否抗日。面对民众强烈要求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