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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请来了康纳。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案子给破了，真算得上侦破史上的奇迹。我的意思是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有的证据已经消失。那对蜜月夫妻的尸体已经运回了大阪，出事地点的街角处人们摆放的白花已经枯萎，堆成了小山。可是康纳却查明那个叫新川的年轻人在大阪就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查出发生在大街上的帮派式枪击事件实际上是一桩在日本策划、到美国执行的预谋凶杀案。他证实了那个下流坯丈夫实际是个冤死鬼，是被误杀的。他们原计划用枪打死那个妻子，因为他们知道她已经怀了孕。他们这么干是要教训教训她的老子。这一来，康纳把整个案子都弄清了。真他妈神了，啊？”
“你认为他是靠他在日本的关系破的案？”
“你说说看嘛，”格雷厄姆说道，“据我所知，那以后不久，他就去日本呆了一年。”
“干什么去了？”
“听说他替一家感谢他的日本公司当保安。他们待他不错，是报答他。他为他们干了件事，他们酬谢他。反正我是这么猜测的。谁也不知其中的真情。不过他这个人不是干侦探的料。天老爷，你看看他现在那样儿。”
康纳在敞开式办公室里，仰头看着天花板，神情恍惚，若有所思。他先是朝着一个方向看，继而又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他似乎正试图下定决心。突然，他大步流星地向电梯走去，像是准备离开似的，接着却猛地转过身，走回办公室中央站定。随后他就开始检查起房间四处摆放的盆栽棕榈树的叶子来。
格雷厄姆摇摇头。“这是搞什么名堂？园艺？我跟你说吧，他这人很怪。你知道，他不止一次去过日本，每次都要回来，在那儿呆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像一个女人，对他来说，有她没她日子都不好过。你知道吧？我自己就他妈不明白。我喜欢美国。至少，是目前还存留的美国。”
格雷厄姆转过身，看见技侦处那个小组已经逐渐离开尸体向外搜索。他问道：“你们这些伙计们找到了那条内裤没有？”
“还没有呢，汤姆。”
“正在找，汤姆。”
我问道：“什么内裤？”
格雷厄姆掀起那姑娘的裙子：“你的朋友约翰不想再进一步查下去了，但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我想她没穿内裤，而鼠蹊上有一道红印子，显然是内裤给扒掉前留下的。有迹象表明，在她被害前有过被迫的性行为。所以我才让他们找那条内裤。”
技侦小组有个人说：“也许她本来就没穿。”
格雷厄姆说：“她穿了，这不会有错。”
我转身问凯利：“她有没有吸毒？”
他耸了耸肩。“体液的化验结果很快就能出来。从外观上看，她很干净，非常干净。”我注意到凯利说这话时明显感到很不自在。
格雷厄姆也注意到了。“凯利，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那副熊样儿干什么？是我们没能让你去赴一次深夜约会还是怎么的？”
“不是，”凯利说道，“说实话，她身上既找不到搏斗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吸毒的迹象——我看不出她被人谋杀的任何迹象。”
格雷厄姆问道：“没有谋杀的迹象？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凯利说道：“这姑娘喉咙上的伤说明她很可能有性受虐综合症的癖好。在脂粉下面有曾经被捆绑的痕迹，而且是多次。”
“所以？”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也许她不是被人害死的。也许只是一个意外。”
“哦，天啦，说下去。”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于抑制，是瞬间生理死亡。”
“什么意思呢？”
他耸耸肩说：“这人就这么死了。”
“一点原因也没有？”
“这个嘛，也不完全是。这种死亡往往伴随有心脏或神经的小创伤。但这种创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死亡。我以前碰到过几个这样的案子。一个10岁男孩胸部被一只棒球撞了一下——并不重——但却倒毙在学校的运动场上了。他周围20米内一个人也没有。还有一个案子：一个妇女开车时出了点小意外，胸口撞在驾驶盘上，撞得并不重。当她打开车门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倒在地上死了。一般来说，对于颈部或胸部的撞击、损伤似乎容易导致这种猝死，因为这类伤害可能刺激与心脏相通的神经。所以说，是这样，汤姆。从技术角度来看，猝死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发生性行为不是什么重罪，所以这可能不是谋杀。”
格雷厄姆乜斜着眼问道：“你的意思是，也许她不是被谋杀的？”
凯利耸耸肩，他拿起活页夹说：“我并不打算把这个想法写下来。我将把窒息致死列在死亡原因中，仅次于强行窒息致死。因为也有可能她是被勒死的。但你也必须考虑到，她也有可能不是被勒死的。也许她就这么突然死掉了。”
“见鬼，”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把这一点记录在案，把它记在验尸官的想象一栏里。你们其他人找到她的身份证件没有？”
还在房间里继续搜查的技侦处的人嘟囔着说还没有。
凯利说：“我想死亡时间已经出来了。”他看了看温度计探针，然后对照一张表查起来。“内部温度是96。9度。在这样的室温条件下，已死亡近3个小时了。”
“近3个小时了？太好了。你听着，凯利，我们早就知道她是今夜的某个时刻死的。”
“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凯利说着摇了摇头。“遗憾的是，如果时间少于3个小时，冷却曲线是无法准确给出死亡时间的。我只能判断死亡时间是在3小时之内。不过我的印象是，她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接近3小时。”
格雷厄姆转身问技侦小组的人说：“有谁找到了内裤？”
“还没有呢，中尉。”
格雷厄姆环视了一下办公室，说：“既没有手袋，也没有内裤。”
“你是否觉得有人清理了现场？”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答道，“一个身穿价值3万美金裙子的姑娘来参加招待会而不带手袋，这符合常理吗？”然后，他从我的肩头望过去，笑着说：“唔，彼得君，你知道吧，有个崇拜你的人来看你了。”
朝我大步走来的是市长的新闻秘书埃伦·法利。她35岁，深黄色的秀发剪得短短的，贴着脸庞，总是修饰得很漂亮。她年轻时当过新闻播音员，到市长办公室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她的动作潇洒、步履轻快、体态诱人。人人都知道她保持这种体态有她的特殊用处。
我很喜欢她。在局里新闻处工作的时候我曾替她办过两件事。由于市长和警察局长之间素有嫌隙，所以从市长办公室来的一些要求有时就通过埃伦传给我，由我来处理。这些大多数都是区区小事，把某项报告的发表时间推迟到周末，让它在星期天见报，抑或是虽然已经对某个案件提出了起诉，但宣布的时候却说还没有。我都给她办了，因为她为人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看来这一次她又准备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彼得，”她开口说道，“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一个叫石仓的先生到市长面前狠狠地告了你们一状——”
“可想而知的——”
“市长让我提醒你们，这个城市的官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外国人粗暴无礼。”
格雷厄姆拉大了嗓门说道：“尤其是因为他们向竞选活动提供了巨额资金。”
“外国人是不能出钱资助美国的政界竞选的，”法利说道，“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接着她的声音低下来：“这是个很敏感的案子，彼得，你要谨慎行事。你知道，日本人特别关注他们在美国受到的待遇。”
“好的，我知道。”
她透过会议室的玻璃隔板朝外面那间敞开式办公室看去：“那不是康纳吗？”
“是的。”
“我还以为他退休了呢。他来这儿有何贵干？”
“帮我处理这件案子。”
法利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