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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的红色典型
1960年留给中国人的记忆深刻。经济困难的中国经受了一次罕见的洪水袭击；台湾叫嚣着要反攻大陆；西藏的达赖喇嘛也发动了武装叛乱；国际上，美国对中国进行包围和孤立，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的大辩论，最终苏联撕毁援建中国的合同，撤走所有的技术专家……中国领导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时候，“节约”成为中国度过经济难关的一项重要政策。
入伍不久的雷锋，以“节约箱”响应号召，九个月后，他的事迹被部队发现，评选为“节约标兵”。这只是在部队范围里的影响。
那么，雷锋是怎么走向全中国、全社会的呢？
雷锋首先是被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前进报》发现的，然后又通过新华社的助推，逐渐广为人知，成为“公共明星”。
那些当事人都还记得其中的过程。
1960年国庆前夕，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宣传助理员张峻被派到雷锋所在团做调查，那天，他带着自己写好的大约3000字的文章《节约标兵——雷锋》，以及四张配文的图片来到《前进报》社。
接待他的邬迁郗编辑很重视，同时也告诉他，不久刚接到地方上的一篇来稿也是表扬雷锋捐款给辽阳灾区的事情。这时，嵇炳前总编辑也来了，张峻就把雷锋的照片以及稿子给他看。
嵇炳前看完，觉得雷锋的事迹很生动，家庭出身也很典型，但是稿子写得太单薄了。“主要是没有写到点子上，应该写他不忘阶级苦，民族恨，写他的新旧社会对比……总而言之，这篇稿子需要做全面调查，按当年部队正在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和总政治部指示开展的‘两忆三查’运动的典型来写。”嵇炳前要求张峻再去做深入采访，要重写，并迅速地写出来。
张峻又高兴，又发愁。他担心完不成这个任务，于是向嵇炳前要求派报社的记者支援。
这就是雷锋被成为重点宣传的背后的一个引子。
后来把雷锋事迹从部队推向社会的宣传人员有好几个人，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人是当年新华社驻辽宁分社的军事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他们回顾了当时的情况：“雷锋不是我们宣传出来的，早在宣传之前他就很有名气了。1960年10月，《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把我们两人叫去，说是报社收到一篇自然来稿，反映一个叫雷锋的新战士艰苦朴素的事儿。说着，嵇炳前就把稿子递给我们。我们一看，这个新兵入伍还不到十个月，捡牙膏皮，补袜子，给人民公社捐款，好事做了很多。当时我们认为，国家正是困难的时候，党强调奋发图强，雷锋做到这点不简单，也非常可爱。嵇炳前就要求我们到部队了解了解，见见这个战士。我们就到了军区工程兵政治部，见到了王副主任，请他给我们找一找雷锋是哪个部队的。王副主任说：‘雷锋这几天就在沈阳，要到辽宁师范大学作忆苦报告。’这时的雷锋已经成为一个‘忆苦思甜’的典型。”
“我们两个一商量，决定去现场感受一下。到雷锋做报告的那一天，我们俩和学生坐在一起听。听到雷锋讲自己的苦难身世，心里难过得受不了。雷锋不仅讲过去的苦，也讲党对他的培养，讲他现在的工作。上面讲着，下面哭着，有些学生哭得呜呜的。这时口号声突然响起来了，‘雷锋的苦就是我们的苦，雷锋的仇就是我们的仇。’一个同学领着喊完，另一个同学又站起来领着喊：‘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学习！’那个场面太激动人了。这场报告对我们俩来讲，首先解决了情绪感染问题，都觉得这个战士实在可爱，他不仅仅是个节约的典型。会后，我们又和雷锋直接交谈。他的谈吐很实在，从他带的三本日记和笔记来看，我们发现这个小伙子很注重学习，嵇炳前那天也听了报告，激动地说，要报个大典型。”
为了慎重起见，佟希文和李健羽还下到连队去侧面了解了一些情况，“连队也有干部持相反的意见。有的干部说他爱出风头，做好事是专门给别人看的。那个时候我们写东西很小心，就有意识地让持有两种意见的同志坐到一起交谈，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家心平气和地谈了半天，一开始，赞同雷锋的人就占多数，通过交谈，原来对雷锋有些看法的同志也逐渐转变了。”“稿子写好后，我们给嵇炳前看。他又拿给当时的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看。杜平独具慧眼，看完稿件，挥笔写下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这几个字。1960年11月26日，这篇稿件在《前进报》上登了两个半版。”当时文章的署名是：张峻、赵志华、佟希文、李健羽，在名字的后面有“集体采写”四个字。
这篇稿件还同时发给了新华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辽宁《共青团员》杂志、《辽宁工人报》和《沈阳日报》，但各报发表时的标题都做了修改。《解放军报》1960年12月13日刊登在第二版，题目叫《一棵茁壮的新苗》；《辽宁日报》题为《红色的战士》；新华社发稿的题目是《苦孩子成长为优秀战士》。那时调门最高的还是《前进报》，军区还同时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
随着《毛主席的好战士》这篇文章的发表，一场对雷锋这个典型的宣传在部队内外拉开了序幕，而雷锋，也因此成为了工程兵部队的“两忆三查”的典型，一直在部队领导和宣传机构的密切注视之下。
这时，雷锋的名字在东北大地也基本上家喻户晓。雷锋的诉苦报告，在空军机场、海军舰艇、工厂车间、农村打谷场，到处都讲，嗓子都哑了。大家形容雷锋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令人激动的场面。
雷锋的19个镜头姿势
雷锋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亲近生活，同时又是完美无瑕、形象照人，这与图片的宣传作用似乎是分不开的；而且雷锋的好人好事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比如多劳少得、做好事不留名、默默地为集体做贡献等。
在过去的政治语境中，人们的审美趣味，忽略了对纪实的要求，因此雷锋的形象也多经过“合理”的修饰。专门拍摄雷锋的摄影记者张峻曾经回忆：雷锋的很多照片，都是在不违
背真实性的原则下事后补照的，或是经过摄影记者的导演后抓拍出来的；张峻自己的创作灵感也有不少是从雷锋的日记里受到启发而酝酿构图，为雷锋摆拍的。摆拍在当时，甚至是一种任务，而读者也乐意地去接受这些。应该说，有史以来，雷锋是中国被摆拍最多的人物之一。
美联社有四位记者，专门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月饼、扶送大娘的照片说：雷锋做好事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有照片，这是不是“导演”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雷锋传世的一批经典照片的创作过程来考察这个问题。
1961年2月，中国的部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沈阳军区决定由政治部和雷锋所在的10团筹办雷锋先进事迹巡回展览，展览筹备小组准备用照片来反映雷锋入伍后的事迹，这样就需要补拍一部分照片。
沈阳军区工程兵首长为此还专门做了关于补拍雷锋照片的指示：拍摄照片必须真实，必须是雷锋实实在在做过的好人好事。
张峻受命草拟出一份补拍雷锋照片的具体内容。补拍照片的拍摄提纲是以雷锋1960年9月荣获“节约标兵”称号、事迹报告《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忆苦思甜》，以及他本人的口述、日记等资料为依据拟定的。
这个拍摄提纲出来并被领导批准后，由季增来执行，要求他在春节期间半个月之内拍出来。这次总共补拍照片近二十张，均为日后参观雷锋展览的观众所熟悉。根据张峻当时的提纲（括号内为张峻的拍摄纪要，为保留历史原貌，全部引用下来），这些补拍的照片分别有：
1。雷锋戴毛绒棉帽，手持冲锋枪站在毛主席半身塑像前（拟做放在展览室开头的第一幅照片用）。
2。扶老携幼（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中第五节“照顾一位老太太”的情节补拍的）。
3。给战友王延堂送饭盒（根据雷锋1960年10月21日的日记：“我发现王延堂同志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吃午饭，他回答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两盒饭，没有带饭来。于是我拿出了自己带的一盒饭给他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