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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学时期的雷锋并不是那么完美，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名列前茅。1990年出版的一本名叫《雷锋新论》的书，作者经过考证认为：雷锋上学比较晚，错过了智力开发的黄金时期，学习十分吃力，成绩总是不理想，他在小学的最高分数只得过90分，没有百分的记录，并不是班里学习成绩最拔尖的。教过雷锋的老师回忆说，那时雷锋学习很用功，但有的学生不如雷锋用功，学习成绩却比他好。
不过，雷锋在读小学时，就已经得到过望城县委的奖励，这应该是他一生中获得的无数奖励中极为珍贵的一次。当时国家提出要在五年或七年内基本扫除文盲，要求农村文盲至少要学会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等200～300个字。1955年下半年，安庆乡也组织夜校，开展文化“扫盲”活动，雷锋主动请求教语文。为了教会那些大字不识的老乡，雷锋想出了一些招数，例如把农村的俗语编成顺口溜，什么“李二婶插秧，一天二亩”，“钟二叔打谷子，一担二百斤”，诸如此类，效果非常明显。由于他突出的教学成绩，被评为望城的“模范群教”，这是雷锋得到的第一次县级奖励。
1956年，中国农村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变革时期，国家的政策是“以农业为本”。当时农业合作社刚刚成立，国家号召具有高等小学文化程度的学生直接下到农村去，支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雷锋所在的安庆乡政府也希望能有一批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因为当时乡里的五个生产队，只有一个人能读报纸——据乡长彭德茂说，“还是个富农的儿子，找一个记工员和队会计都十分困难。”
在那时的意识里，只有贫农出身又稍懂文化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
1956年的政治气候，在看似平静的中国农村，其实也已悄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到这一年年底，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有部纪录片中这样描述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每片平原，每座高原，每个旧日的穷乡僻壤，现在都欢腾起来了，千条川万条河汇向大海，五万万农民迈着大步奔向社会主义社会，幸福生活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在全中国的无边无际的大地上。”
当年的《人民画报》隆重刊登了女拖拉机手王梅芬的故事。两年前，张庆村16岁的王梅芬高小毕业，家境贫寒的她回到家乡种地，后来被培养成为优秀的女拖拉机手。在国家的宣传下，农村成为有志青年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
湖南也有冯健这样下乡养猪的模范人物，省报《新湖南报》曾在头版发表《向冯健同志学习》的文章。冯健是个要求进步的女青年，高小毕业后回到农村养猪，被评为省里的养猪模范。正是她的事迹引起了雷锋的注意。
初踏社会的雷锋即顺应政治潮流成为当时千千万万回到农村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与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不同，在50年代中期，做农民是挺扬眉吐气的。
雷锋主动要求下乡当一个知识农民，这个行为使他在当地备受注目，从此他一直都是望城这个小县里思想积极、领先潮流的人，他对工作一腔热情，做事积极主动，始终在同辈人中显得非常突出，性格又机灵可爱，这些条件使得他获得了许多同龄人所没有的、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1956年7～9月，雷锋在生产队当了近三个月的秋征助理员，搞征收公粮工作。在那个人才紧俏的年代，雷锋很快就被当初送他去读书的彭德茂乡长调到乡政府做了一名全天候的通讯员。通讯员的工作就是送信、传话、接待客人、泡茶、打扫卫生……当地农民找乡长，也都需要通过雷锋传达。
但是，雷锋在乡政府待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两个月的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雷锋的命运有了一次重大的转变。
由于县委机关的一名通讯员参军去了，需要增补一人来顶替他的工作。当时的县委组织部干事黄菊芳就到各个乡去物色人员，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这年8月，黄菊芳来到雷锋工作的安庆乡政府。在等待彭德茂乡长时，她发现一旁桌子边的几个青年正在造《秋征花名册》，气氛很活跃。笑容可掬、机灵的雷锋引起了黄菊芳的注意，于是两人聊了起来。在谈到家庭情况时，雷锋的笑容消失了，显得非常伤心。雷锋告诉黄菊芳，他为自己的苦难家史写过一本小册子，可以给她看。
那是一本用红纸折的共八页的夹页子，长约六寸，宽约三寸多，封面上用毛笔中楷直书“苦难的家史，我的理想”作为目录。“苦难的家史”写的是“旧社会”怎样夺去了他家四条人命，以及他所受到的苦难；“我的理想”部分则写自己在解放后得到毛主席、共产党给予他的关怀，孤儿过上了好日子，免费上了学，立志要向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赵一曼学习，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工作，以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
这本小册子打动了黄菊芳。第二天一大早雷锋又来找她，表达了自己很想早点参加革命工作的愿望，请求黄菊芳为他做推荐。黄菊芳回到县委后，就找书记张兴玉汇报了这个小伙子的情况，她觉得如果雷锋不合适做通讯员的话，还可以介绍他到县印刷厂去当工人。
张兴玉决定试用这个被黄菊芳极力举荐的小伙子。1956年11月，雷锋生命中的又一个重要机遇出现了。
几天后，雷锋就身着蓝衣青裤，穿了一双力士鞋，挑着一个小木箱和一床破旧被子，到县里去报到，成为一个中国行政级别最低的公务员。
算起来，雷锋在农村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公务员雷锋
雷锋的公务员经历，对他日后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县委机关大院内，能接触到领导又能接触到老百姓，使他比一般的同龄人要见多识广，他拥有更多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例如他比一般的年轻人更早接触到《毛泽东选集》；还可以在县委书记的介绍下，与见过毛主席的劳动模范冯健建立了友谊；他甚至在18岁时成为当地第一个拖拉机手，这是一个让当时所有年轻人都羡慕的工作。而因为年纪小，县委机关安排他干的都是打扫卫生和跑腿等琐碎的工作，使雷锋慢慢懂得了“螺丝钉”的道理，认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情，并做出成绩来。
雷锋是在1956年11月17日正式调到县机关当公务员的。当时望城县委机关在高塘岭，一片荒山上，没有高楼，没有公路，没有像样的工厂，树木也没长起来。当时经常在县委机关的人只有三十几人，来了一个新同事，大家很快就都知道了。
当时的宣传部干事李仲凡回忆道：“雷锋的个子不高，一脸孩子气，很引人注目。他由乡下来到县城，而且进了县委机关，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场面，陌生、新鲜，也很好奇，他到每个房子的门口都望望，把电话机、油印机、自行车等很少见到的东西仔细地看了个够，不时跟大家问问……很快就跟大家都搞熟了。”
雷锋总是闲不住，手不停脚不停地忙个没完，眼里处处都是活。当人们让他少干点活的时候，雷锋说干这些小事累不着，现在干的这些活比起在地主家干的，已经少很多了。“现在我是为自己干事，就应该多干点。”
虽然都是做杂活，但为地主家做和为公家做，在雷锋的眼里是截然不同的。在阳光灿烂的新中国，雷锋的热情如火山般地爆发出来，县委机关这样一个工作空间，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前景。
县委的领导班子晚上开会，有时开到深夜，雷锋就坐在隔壁房间看书，陪到深夜。散了会，他负责把会议室收拾干净，把门窗关好，才肯去休息。
在县委机关，雷锋做得最多的其实还是交通员的工作，就是送信、传达文件。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望城县，除了长沙至宁乡有石沙子公路，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路了，贯通区、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