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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与众不同——腰板儿笔直，身上散发出自然而然的自信，那正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苦追寻的。
起先——先是在等候室里，然后又在去机场的警车上——气氛有点微妙，好像我俩都希望别人走开，让我们私底下好好掂量一下对方。曼彻斯特警方送我们下了车，走进机场时，伊斯盖特把我叫住。
“艾略特，我不打算铐你，”他微笑着说，“你不会溜掉吧？”
“不会。”
我们在机场大楼里蜿蜒前行，伊斯盖特不断亮出警卡。一条条办公走廊，一道道未加标志的门。我尽力揣摩他手里掌握了多少东西。他不能跟我说太多，但从他漏出的一点口风中，可以肯定他有足够弹药来收拾我。
加拿大并未提起，这多少令人松一口气。对于我为规避法网而走出的妙招，他无可奈何，不可能追加任何控罪；然而要是他心怀恶意，我的日子只会更难过。一个遭人鄙视的警察可能格外危险，可伊斯盖特似乎对他的工作心满意足。
在飞机上，他宣称不会跟我玩花招，我说我也一定坦诚相待。我这么说几乎是出于条件反射，可当时身处狭小逼仄的经济舱座位，话一出口我竟惊讶地意识到其实那是我的真实想法。紧接着我感到如释重负，诚实做人的前景就在眼前，我觉得终于可以一劳永逸地卸下背上的沉重包袱了。
一路上，我没完没了地跟伊斯盖特攀谈，然而他要么咧嘴笑笑、摇摇头，要么就干脆不接我的茬。我晕头转向，神经兮兮，肯定像个兴奋过度的小鬼头。伊斯盖特初次在警署见到我时还以为警方抓错了人，如果那让他失望，现在看到我在南下飞机上的调皮捣蛋，只怕失望之情更要加倍了。
我的律师一到希思罗警署提供咨询，伊斯盖特就向他出示了指控我的示例罪名。主要是关于航班方面的，我痛痛快快全认了，话说回来，不认也不行啊。即便没有闭路电视或静态照片，他一定也掌握了有关人士的描述，甚至还有证人。他此举是一着缓兵之计，一边将我还押候审，一边赢得时间把控罪全部列出来。看看头几项控罪，就知道他肯定不是单枪匹马。航空公司和信用卡公司早就在一边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了。
如此，伊斯盖特自去整理他那边的资料，而我则在苦艾林监狱拘押所忙我那头，食宿都由监狱方面慷慨地包了下来。与我过往的牢狱之灾相比，那里条件算是不赖。尽管没人逼我，我还是找了份清洁工的活儿来打发日子，免得整天老想着判决的事儿。
我对罪名供认不讳，没什么好说的。这样做自有道理，本来也不是件值得去争的事情。伊斯盖特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跟信用卡公司谈，一会儿跟航空公司谈，此外还得联系迪克兰•；法雷尔和加拿大警方。每次我见他或是我的律师来访时，总是又伴随着一大堆新的控罪。有时也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某个已然忘怀的时刻在我沉睡的记忆中被唤醒，某次旅程或某个夜晚栩栩如生浮上脑际，于是不管谁在屋里，我都会乐呵呵讲起当时的种种好玩情景。
（我得说，显然伊斯盖特手里并未掌握全部证据。同样显然的是，我也不打算在这里把什么都端出来。）
一位心理学家来对我进行评估，比起刷厕所来，这可是一大消遣。她人很好相处，让我做各种各样的简单测试，还小心翼翼问了一下我那乱七八糟的童年。我知道她想听什么，并尽量如实相告，尽管有时禁不住会插科打诨几句，把气氛弄得轻松点。
信用卡公司与伊斯盖特往来的所有文件按规定都复印了一份给我和我的律师，有几份还包括信用卡公司安全部人员写给他的便条。有的写着：“干得好！”有的写着：“好消息！”还有一张写着：“卡斯特罗让人头痛有一阵子了”。我把那张便条钉在牢房墙壁上。卡斯特罗让人头痛有一阵子了。后来，我拿这张条子把妈妈给逗笑了。
很清楚，愈来愈多的控罪意味着我前景不妙。我的律师一开始说可能会判个一两年，然而随着控罪数目增加，她改口说大概四五年。新的控罪不断出土，判决因之一拖再拖。虽说律师竭力为我争取较短的刑期，但谁都知道她并没有多少转圜余地。
到后来，面对好几百条控罪和信用卡公司、航空公司发来那些足以让我陷入万劫不复困境的总结时，她完全放弃猜测了。她告诉我（我巴不得没问过她）最多可能判十年。但据她说，获刑十年的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听到这话，我好像该开心点？
我竭力让父母对我遭到长期监禁做好思想准备。我试着让他们宽心，别把刑期太放在心上，并且言之凿凿：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蹲监狱了。不难理解，一开始他们对我的话不屑一顾，说这不是我头一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悔过自新了。然而，在长达五个月的候审期中，我最终还是做成了说服工作。先是妈妈，随后是爸爸，都相信了我这次发下的誓言。那是五个月以来我最开心的一刻。
到那时，我对监狱生活已经习以为常。跟所有监狱常客一样，身陷囹圄的最大问题不是恐惧，而是无聊。我对牢头和狱友都很礼貌，跟他们挺谈得来，并且像个机器人似的按部就班打扫卫生，一边揣想悬而未决的判决，回忆我那些尚不为人知的罪行，偶尔也会想起远方的某个城市或一家夜总会。
由于我的案子要在刑事法庭受审，一位诉讼律师被指派为我辩护。庭审前几个星期，他开始来监狱和我见面。这是个充满自信的年轻人，尽管一扯到判决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我进行的心理测试报告这会儿已经下来了，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的。我自己也觉得报告挺好玩。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被描写成一个智力超群的年青人，IQ水平在全英国人口中高居于顶尖7。3％中。我的非言语推理能力极其出色，掌握的词汇量高于平均水准。您要觉得我有点自吹自擂，那还请您多多包涵；不过请想想，这可是当年在中、小学里，老师、同学们最瞧不上眼的人哪！那时节，成绩单上哪怕最微小的成就，我也要付出吃奶的力气才能取得。
比我的智力测试成绩更罕见的，是那位心理学家让我做的记忆测试。毫不奇怪，由于这一测试所验证的才能（一向被我所滥用的），我对测试结果记得一清二楚。她给了我40样东西，让我记住。第一轮我就记住了13样，高于10。9的平均水平。一个半钟头后，该轮测试结束时，心理学家让我再次回想。此阶段的平均成绩降至9。2，而我是14。
诉讼律师大为惊异，告诉我说，这是难得的天才。我表示赞同，但找补了一句，这也是此刻我坐在牢房里跟他交谈的原因之一。他很欣赏这一见解。对于我吹小号的罕有才能——那是我向心理学家透露的一项技能——他也很吃惊。他纠缠着这一点不放，弄得我差点笑出声来，他却面色凝重地坚持认为这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类事情说明你愿意学习，”他说。“谁知道，没准儿法官也吹小号呢！”
总而言之，他接下来的担子可不轻：把死马当活马医。而他显然拿定主意，想得到的治疗手段全都得用上。
庭审日期定了下来，说是这回肯定不会再耽搁。开庭前一个晚上，我给父母打电话，轮流和他俩说了会儿话。妈妈祝我好运，告诉我千万别垂头丧气。
她说：“不管来的是什么，都要勇敢面对，艾略特。然后，你就可以向前看了。”
父亲接过话头时有些紧张。交谈不是很顺畅，但还算文明。后来他稍稍提高了嗓音：
“该结束了，艾略特，该结束了。”
“会的，爸，我保证。”
“好吧，”他说。“祝你好运。”
我知道那天晚上别想睡觉了。我想到父母，想到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美好前景。虽然眼下还很淡，但这种温暖感觉和它所预示的新生活让我无比激动。说到头，毕竟可能还是另有一条路可走。然而首先得弄清楚横在我和未来之间的是什么。
我坐在床铺上，再次拿出庭审笔录，一手打着打火机，一手在微弱的亮光下翻动笔录。人名、交易、地名。随着手指的翻动，我又一次追随自己周游大不列颠、去到贝尔法斯特、北上都柏林、重返希思罗，并从那儿飞向世界。我又看到那些商店、餐厅、酒吧，回想起那些盛装华服、喧嚣的人群、一轮接一轮的狂喝痛饮。
手指吱嘎一声关上打火机开关，火光略一摇曳，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嘶嘶”一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