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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专家对于一些公司的运作也是一头雾水，它们从来没有全额支付过电费和天然气费、欠付数额较大的税费和职工工资、货物已经发走却无法收回货款，但却成年累月地运转而没有破产。各种易货交易和价值几亿卢布的变相货币也是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咄咄怪事，这里我们还不想说在经过乌克兰国境向西方国家输送天然气的途中损失了几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的事情。事实上，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将所有这些令西方惊诧的记账贸易形式称为“俄罗斯经济致力于自我保护的灵活性和牢固性指标”。
普京将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吸收进了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尽管他们在2000～2003年间的新职位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也没有被社会舆论列入自由主义的教条者的行列。显而易见，这些任命是政治妥协或者称是选择性较窄的结果。在这些年里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根本无法靠马克思主义或者货币主义的建议走出当前的困境。无论是总统、政府，还是国家杜马立法者们，都应该从事物的现实状况、而非从某种教条经济学说出发。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2）
对我们来说，健康理念应该是优先的立足点。曾经担任过法国内务部长，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西蒙·拉普腊斯（1749～1827）曾说过，许多科学上的重要原理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对健康理念的总结之上。
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选举的失败是激进共产主义的失败，尽管激进主义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曾逐步缓和，但却依旧保持了对国家基本制度、对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内经济的绝对影响力。但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右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取代了社会主义的左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其标志是他们开始破坏、扭曲和改造以前曾经创造的一切。
左倾和右倾激进主义的表现惊人地相似，而有时这种相似性被人有意识地加以强调。看来是有意而为，叶戈尔·盖达尔将自己的一本重要著作取名为《国家与进化》——很显然，这是在“克隆”弗·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98年，盖达尔发表了自己的纲领性文章——《旁观者们的建议》，而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10月21日，列宁在《真理报》上曾发表了一篇与此完全同名的重要文章。许多人谈论、也写过关于丘拜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说法并非无稽之谈。丘拜斯曾经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经过几年时间的突击，达到其他国家用了几百年所达到的水平。” 比较而言，斯大林则要谦虚得多，他曾号召苏联劳动者用1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在100年间所走过的道路。
在1998年8月那场让俄罗斯金融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危机中，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感到了恐慌。不过，一部分更为激进的货币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塔季扬娜·瓦洛瓦娅、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叶莲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和康斯坦丁·博罗沃伊等人则主张继续进行“宏观经济试验”，缩减社会保障，强硬性确保稳定，甚至恢复国家短期债券市场。“市场为我们安排了这场试验。我们是在学习如何建成资本主义，谁也无法保证，这次学习将是免费进行的。” 归纳起来看，形形色色的有关国家经济快速、强劲发展的承诺在1991～1992年和1997年两个时间段内最多，但也正如1998年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承诺都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就连曾经连续几年出任总统经济顾问的亚历山大·利夫希茨也请求这些激进主义者保持冷静，因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商店正关门盘点货品”。一位较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曾公开承认，“与战时共产主义相比，硬挺着的货币主义好不了多少”。
自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激进主义者的左右两派都重新申明了自己的立场。《明日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开始不时地向总统发出呼吁，要求尽早通过动员经济纲领，对财产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分配，并通过扩大对大笔财产征税、没收充公等办法偿还俄罗斯所欠付西方国家的债务。与此相反，格尔曼·格列夫也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其中包括建议通过减少国家预算支出和国家的社会保障来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
经济学家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写道：“制订这个危害性极大的纲领的人根本就不了解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实质。在有计划地减少收入低于生活贫困线的居民比重这一最重要的优先任务上，格列夫的纲领存在不足。” 经济学家纳塔莉娅·利马舍夫斯卡娅认为，格列夫所推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帮助富人”，这“会加快大部分俄罗斯居民贫困化的速度并摧毁国家的人力资源”。《独立报》在一篇题为《这个纲领比盖达尔的休克疗法还过分》的文章中，对格列夫的纲领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批评。 《独立报》作者、教授弗拉基米尔·拉祖瓦耶夫坚信，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听从格尔曼·格列夫和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的建议：“盖达尔改革的翻版即将来临。这一回——它们有更好的政治保障，所以实施起来会更有成效。而那个几乎让所有俄罗斯人都讨厌的叶戈尔（即盖达尔—译者注）将会笑得合不拢嘴了。”
拉祖瓦耶夫教授这一次错了，他是在用愿望来取代现实。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在2002～2003年偃旗息鼓，只不过是在详细研究并将这些改革措施运用到生活中去的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完全自由主义的税收改革已经开始并在逐渐拓展范围；土地法典、民法典、劳动法典以及刑事诉讼法典已经认真制订完成，并经议会通过、总统签署；住宅公共事业和自然垄断领域的改革也在分阶段地准备或已经进行；旨在提高而不是减少对退休者、残疾人、低收入者、儿童和老战士的社会保障领域内的“退休改革”也正在进行。
“自由主义”的概念是从“自由”一词衍生出来的。经济学需要自由。它不仅属于政治范畴，而且也属于经济范畴，是我们应当在几乎所有生活领域必须坚持、并且是必须理智坚持的伟大价值观。众所周知，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看成是自由的王国，而资本主义则是压迫和奴役的世界。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鲍里斯·涅姆佐夫和叶戈尔·盖达尔不止一次地谈到，普京总统有80％的可能性会完成他们的自由主义纲领。但是，与俄罗斯那些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自由派改革者相比，著名人物的头脑更容易诞生自由的口号，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首创的自由口号。在很大程度上，盖达尔、涅姆佐夫、丘拜斯及其志同道合者只是在败坏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声誉，在相当多的俄罗斯民众的意识里这些概念简直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作为政府组成人员，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带有强烈犯罪特征的无政府主义。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3）
在今天，经济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积蓄所有力量，旨在对其必须存在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施加影响。这应当是一种新的、脱离了教条的自由主义，其基本流派尚需加以认真研究。
巩固国家和市场的作用
普京2000年7月在联邦委员会上所做国情咨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在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普京说道：“我们的立场极为明确，即只有一个能够保证公民、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强大国家，一个运转有效的国家，才能够为人民创建适宜的优越条件，促进我们俄罗斯的繁荣。”
这是惟一明智的立场——不仅仅对于俄罗斯。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的欧洲，从来就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从来就没有成为主要的发展因素，而国家从来不会只扮演一个“夜间瞭望哨”的角色。路德维希·艾尔哈德是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领域最有名的权威，曾被普京视为榜样，他指出：“具有现代意识、并清醒认识自己职责的国家和政府不会允许自己重新回到‘夜间瞭望哨’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