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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记》同在一册内的《帝妃春游》有题记云：“苍龙在庚辰孟秋既望杭人邵锐迻录于京之菰香馆”，下钤方形阳文“邵锐抄录之记”。又如，在《挑灯》（全名应是“小青娘挑灯闲看牡丹亭”）末页题记：“龙在庚辰祀灶前一日杭州邵锐茗生据倘湖小筑本迻写”。《娇红记》一册末则记“辛巳邵锐迻写”，下钤方形阴文印“邵锐字茗生”。庚辰为1940年，辛巳为1941年，而《北红拂记》记为“癸未”，则是1943年。1941年所抄《娇红记》恰为一册，而1940年所抄的《帝女春游》、《汾祠记》篇幅较少，故与1943年所抄《北红拂记》合为一册，显然是为了各本厚薄一致而采取“配装”，绝不是按抄录年份装订。由此可见，邵锐在抄录这些戏曲珍本时非常用心、细心，而诸多题记也为我们后人考察抄本的抄录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那么，邵锐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我目前已经查到的资料看。邵锐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05年生。字茗生，斋号“澹宁书屋”、“菰香馆”。青年时就读北京通才商业学校，并从这里毕业。曾任黑龙江省财政厅秘书，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为考古学社社员。著有《宣炉汇释》、《衲词楹联》。从其所抄戏曲珍本情形看，邵锐本人对戏曲亦当非常熟悉和热爱，或为近代戏曲专家。
在邵锐手抄的五册戏曲珍本上我还看到钤有“邵章长寿”、“伯褧”、“伯褧七十已后作”三方印记。经查核，邵章乃邵锐之父，字伯炯、伯纲，一字伯褧，号倬盒、倬庵，又署崇伯、旧史馆。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留日，毕业于法政大学，善书法。著有《倬褧遗稿》、《云踪琴趣》（词集）、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邵家在杭州亦属诗书名门，与著名学者邵懿辰为本家，其弟邵羲亦有传，绝非“寻常百姓家”。
在此还特别需要补充两点：一是《北红拂记》究竟是十出还是十一出？二是《北红拂记》戏文的具体内容问题。第一个问题，抄本上作十一出，除第一出无标目外，第二出标目“朝回”，第三出标目“谒见”，第四出标目“私奔”，五至六出无标目，第七出标目“观棋”，第八出标目“赠家”，第九出标目“采药”，第十出标目“传书”，第十一出标目“沥酒”。但是作者“柳山自识”说仅得“十出”，其友人毛际可，程麟德在序跋中亦说是十出，而非十一出。此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考记清初刊本“凡十折”。据此似乎可断定曹寅当日撰《北红拂记》只有十出，抄本中的第五至六出，应为一出，缺标目，抄者未经核对误为“十一出”。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曹寅当日确只撰十出，但后来兴犹未尽加写一出于后，实为今日所见抄本之面貌。我的认识较倾向前一种判断——应为十出。造成这种错乱现象究竟是车氏遗稿本就存在还是邵锐过录时不慎而造成的呢，因无证据不敢遽定。倘若吴县潘氏所藏车氏遗集稿本仍在人间且公之于世，他日定当勘对原藏，以大白于天下。
至于《北红拂记》戏文具体内容，尚需研读、标点、待整理定稿后全文公布出来，以待赏评。且本文已经较长，无法容纳戏文，祈请读者谅之宥之。
五、抄本《北红拂记》的文献价值及其他
曹寅是清初文坛上一位奇特的天才人物。他独特的家世、地位，以及他的天才和创造，使他有机缘同当时的一流学者文人相识相知，诗酒往来，交谊甚深。而他博闻强记的头脑和海纳百川的胸次，又使他的学问得到拓展和升华，成为当时文坛上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独特的家世与地位，乃至他的早逝，又使他在清初文坛上一闪即逝，远离了人们的视线，而成为一个有“踪”无“影”的小人物。
曹寅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是从20世纪初新红学开创之际开始的，他沾了孙子曹雪芹的光。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曹寅在红学、曹学研究中的地位、价值，仍然没有得到更广大的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尽管“千山曹寅”四个字价值万金，成为祖籍争论的“顶门柱”，但他的成就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深刻影响却被许多研究者冷淡了，疏远了。
至此，我忽然想起了台湾的顾献棵早在1963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曹学创建初议——研究曹霜和（石头记）的学问》 ，文中有几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曹学”绝对不是好像抽烟喝酒似的过任何“癖”的瘾，“曹学”是纯正的文艺批评！
“曹学”是登大雅之堂的文艺学问。
“曹学”应该是我们每一所完全的大学里文学系的必修课，文学院及其他学院的选修课。
“曹学”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
这几段文字写得很有眼光，有激情，也有诗味。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曹学”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
绝好！这才是“曹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曹学”，“曹学”，绝不能只有“曹”而没有“学”，但也不能只有“学”而无“曹”。惟其如此，“曹学”才能为读者大众所认同、所接受，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曹学”！
我个人始终认为曹寅是“曹学”中的一个核心人物，他是“曹学”的支力点。倘若真正使“‘曹学’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仅仅依靠《红楼梦》文本，“曹学”只能仅得其半，另一半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放在曹寅的文学成就及其深厚的文化意识方面。
综观曹寅一生，我看他是充分利用了康熙皇帝赋予他的某些特权去发展自己的文学天地，并取得了非常成功的业绩。他个人的天资与勤奋使他不仅擅书能画，而且在诗词曲三方面成就卓然。今传世的《楝亭集》内收诗最多，词次之，文较少，曲竟然被拒之门外。然而在曹寅自己却认为“吾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 但是在清代戏曲史上，曹寅却没有一席之地，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的看法是：
（1）曹寅生前忙于织造事务之外，主要精力放在迎銮陪驾和校书、刻书上。送往迎来和皇上交办的“硬”任务，使他无法分心创作更多数量的戏曲作品，即使创作出来的《北红拂记》、《续琵琶》、《太平乐事》等杂剧，演出的范围也仅在三五好友之间，圈子极为狭窄。 作为戏曲不进入梨园，不能与民同赏，其“寿命”也就可想而知了。
（2）尽管清初戏曲已经初见繁荣，但在上层文人中仍然有不少人把戏曲视为“消闲”而已，写戏制曲只是小道末技，是登不上文学殿堂的“俗”事。因此，一些顾及声名或有头有脸的文人即使偶或为之，亦不愿自暴身分，怕辱没了自己的门楣。 曹寅自署“鹊玉亭填词”、“柳山居士”，恐怕也是受到了时风的影响。这种看似“自谦”的署名多少也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广泛流传。例如，到了20世纪，连戏曲史专家也不知“柳山居士”是何许人，“惟知其约为乾隆时人。”
（3）曹寅一向对自己的作品不甚珍惜，甚至随写随弃，加之他的早逝，使仅有的一些作品散失残损，无形之间使他的作品流传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当然，他的作品仅在三五好友中流传，待好友一日仙逝也随之风流云散。
（4）曹寅创作的戏曲略少且流传不广，没能为后人广泛认识，因此导致他在清前期的戏曲史上失去了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思索一下，这里面似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与曹寅的家世（包衣下贱）、地位形同宫内的另一种“太监”（还有皇帝“耳目”之嫌）自有相当关系。老一代与寅相熟相知的汉族文学名士相继去世，而新掌权的一代汉族文士多看不起八旗（特别是包衣人）文人的情况下，曹寅在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也就渐渐消失，这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即使在曹寅还活着的时候，实际上已露端倪。诸如一些汉族文人虽然表面上写了一些序跋，甚至赞赏有加，但他们不少人在刊行文集时又都偷偷抽下了与寅有关的诗词或序跋，恐怕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世态炎凉”了。曹寅自己所说的“树倒糊狲散”，实际上不仅仅指他自己家庭的命运！
不论如何，曹寅还是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这些作品。尽管数量太少，但对今日的研究者来说已够宝贵的了。总可以通过这些作品认识曹寅在戏曲创作上的造诣和贡献。抄本《北红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