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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部书稿就卖了几百万。但尽管于丹再红，她都没有忘记向刘文典这位大师〃讨教〃：在她〃天价书稿〃的参考文献作者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庄子，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自矜为〃古今唯一懂庄子〃的刘文典。
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却真实地凸显了《庄子补正》持久未变的学术价值。刘文典本人对于这部著作也相当满意，除了在西南联大开设相关课程向学生讲解他的研究成果之外，还专门将这部书稿送给陈寅恪先生审读分享，得到由衷的肯定。陈寅恪平生阅人无数、读书无数，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学术成就，但对于刘文典的这本《庄子补正》，却另眼相看，褒奖有加。1939年11月，尚处于颠簸流离状态的陈寅恪欣然为《庄子补正》作序，内容如下：
第58节：偶像陈寅恪（10）
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认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
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
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
纵览陈寅恪一生的学术交往，能够赢得他如此赞誉的，不过陈垣、杨树达等有限的几个人而已，而他竟对刘文典的著作做出〃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的评价，并认为其〃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足见《庄子补正》给他带去了多么大的学术惊喜与思想认同。
当然，陈寅恪写这篇序言，实际上也是别有所指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胡适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全国很快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改造古人典籍的热潮，〃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渐渐地，〃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理智的头脑没有了，大棒子满天飞，对于一切〃经史子集〃或全盘否定，或任意改造，每个人都似乎变成了金圣叹。分明是用自己的观点在注释〃天下才子书〃，还说〃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往古人的头上〃扣屎帽子〃。而刘文典实事求是、谨小慎微、有一说一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打动了陈寅恪。
打动陈寅恪的还有刘文典校勘《庄子补正》的真正苦心。在《〈庄子补正〉自序》里，刘文典写道：〃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这虽然是一段〃之乎者也〃的文字，但读起来并不难理解。在当时那种炮火连天、举国动荡的环境下，刘文典想凭借自己对于《庄子》的重新整理，突出学人名节的重要。这一点，同样是陈寅恪所看重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陈寅恪的身上，令刘文典感到钦佩的，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还有其独立坚持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后世学人对于陈寅恪一致敬重的根源所在。
第59节：偶像陈寅恪（11）
正如前面所写到的，陈寅恪在名节坚守上的超然，是有其家世渊源的。日军侵入北平后，他父亲散原老人绝食绝药而死，这对于陈寅恪的心灵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实在此之前，陈寅恪就已经表现出对学人名节的独特见解。1927年6月2日，陈寅恪的清华同事、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两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仁一致推举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王国维为何而死？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被罗振玉逼债，有的说是因为丧子之痛，有的说是缘于苦病厌世，但陈寅恪凭借与王国维的交往，断定他是死于名节。当时北伐军即将攻入天津、北平，溥仪虽然早就不是皇帝了，却一直住在天津，依然享受着遗老遗少们私下的顶礼膜拜，如今一切都将成为烟云，王国维自觉唯有一死才足以谢天恩。
〃君辱臣死〃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却是千古文人生存的价值。这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名节坚守。思虑良久，陈寅恪写下了一段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景仰的名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正是陈寅恪对于近世文人生存价值的重新解读与构建。
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完全认同。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情怀，在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前的〃抢救学人〃运动中，刘文典和陈寅恪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拒绝。据说，离开大陆后，蒋介石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寅恪，但都失望而归，这成了蒋介石的一大恨事。胡适甚至都为刘文典全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最后却同样遭到谢绝。
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并不代表陈寅恪就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实际上，经过多年战乱的陈寅恪，此时最想做的就是寻找一个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潜心做自己的学问。他最终选择了偏于中国南隅的岭南大学。抗战前夕，岭南大学的校风就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遂进入中山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其间，北京一直没有忘记陈寅恪。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突然被斯大林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大量引用了陈寅恪的材料。回到国内后，毛泽东派人四处查找，终于得知陈寅恪在广州，当即嘱咐广州当局要好好优待他。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53年夏天，陈寅恪生了一场小病。住院期间，他开始关注清代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篇气势如虹的学术论文《论〈再生缘〉》诞生了。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极大兴趣，这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山鼻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再生缘》，先后发表了七篇相关文章，似乎有与陈寅恪这位传统史学大家〃一较高低〃的意思，为之甚至不惜在一些文章中挑剔、驳斥陈寅恪的观点。
这似乎也能从另一个层面彰显陈寅恪在北京高层心目中的地位。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任主任。〃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16 。但是很明显，这个名单上还缺少一个不容漏掉的名字：陈寅恪。
第60节：偶像陈寅恪（12）
自1953年开始，不断有被陈寅恪称为〃北客〃的昔日同事或学生，借〃路过〃广州而专门登门拜访，劝说他到北京任职。有消息说，郭沫若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准备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其中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位置就是特意给陈寅恪量身定做的。
1953年11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信件，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南下广州劝说昔日恩师陈寅恪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