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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边区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湘赣两省白军“会剿”时，永新有一个区没有被搞垮，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这一条。这个方向大家认为是对的，但以它为榜样，具体地向它学习不够，主要表现在没有认真做土地改革工作。
这次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半年之内，扩大了苏区，使三个苏区〔43〕基本上打成了一片；扩大了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也有很快的扩大。当时五军军部位于铜鼓地区为指挥中心，十一月中旬，我将上述部署以及与红四军会合后的经过，写信报告了中央。信是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同志带交的，信中并说到我入党及平江起义的大概过程。
五军军部住下不久，十二月中旬，从各方收集的情报，知吉安敌军又在蠢动，准备进攻永新苏区。我和公略、代远、邓萍率吴溉之第三纵队、军特务大队、干部训练大队（培养连排长、政治委员），经株潭、宜丰、莲花城以东之严田，到达永新城以东靠拢四纵队集结，准备配合第四纵队迎击进攻之敌。当时吉安敌军似系谭道源师，他以为红军主力北进了，对湘赣边苏区又轻视起来。该敌刚从吉安城出来十余里，被我四纵队袭击，消灭一个整营，并有小部分缴获。敌即缩回吉安城，没有再出来了，可能是发现我主力集结。我即分途消灭遂川、泰和两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地方武装在泰和、万安夹赣江有相当大的发展。
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要求组织第六军，派黄公略任军长，另派一批干部。当时湘赣边特委书记是朱昌偕，王怀、周高潮等为常委。上述要求是他们亲自前来提出的。五军军委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除派黄公略外，还派了一些高级干部如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另派干部训练大队全部，人枪各百余（六军后改为三军，归一军团建制）。这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中旬的事。
我们在天河过的旧历年。
一九三○年春，我们率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离永新县城三四十里），整训休息，做群众工作，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各城。当时，蒋、冯、阎军阀间之矛盾日益明显，江西鲁涤平令靖卫团坚守县城。特委准备召开县以上党的联席会议。约二三月之间，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来到五军军部，住约一星期。我们将黄公略成立第六军的情形告诉了他。潘说，成立后应归五军指挥。我说，主要看情况。六军在赣江以东活动时，归四军前委指挥比较方便；如它到赣江以西行动时，可归五军军委指挥；六军也可以指挥在湘赣边的五军部队。
和中央巡视员潘心元的谈话
我和潘心元谈过多次，上述只是一次。
以后，我和潘谈到平江起义后，这一年多来，斗争最艰苦、最激烈，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是武装斗争方面：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现在主力红军同敌军来比是弱小的，要研究如何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白军。我举了奔袭鄠都和去年八月潞口砂的伏击仗，这都是以弱胜强，出敌不意，又是攻敌要害，也就是攻敌必救的痛处，结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种打法是旧式军队不懂得的。战机是经常有的，即敌军弱点是经常存在的，就是不易发现和不易及时抓住。红四军抓住了歼灭郭凤鸣旅的战机，就开展了创造闽西根据地的局面。我也举了去年六月进攻安福失败的教训，如果那次红五军这一千三四百人的主力被消灭了，对湘赣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就要增加多少困难！今天红军主力作战，务求每战必胜，这当然是难事，但须反对去年进攻安福这样的冒险主义。我们是由旧式的国家反动军队起义来的，一切由有后方供应，变为无后方供应，任何补给全靠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现在我们初步学会了自筹给养，打土豪挖窖；自己扩兵来补充自己，争取俘虏兵当红军。
我又谈到，在现在的条件下，要建立所谓巩固的后方，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这是不可能的。守井冈山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像红光医院那样集中地医治伤兵，在现在的环境下，是不适当的；只能依靠群众掩护，分散医治。我举了小密寄伤员的事实，我们党代表负伤后，也是寄在群众家医治好的。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我们准备采用这一经验，再不要起井冈山那样的红光医院了。那样的医院好是好，就是保不了。
潘说，那又怎样叫做巩固的根据地呢？我说，巩固的后方是指军队有固定的医院、被服厂及一切军用物资储备所。巩固的根据地是指白军打进来，我们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果长期不能打退白军而被它长期占领，那就变成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了。如井冈山那样的，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来的。
潘说，守井冈山就是错的啦？我说，守井冈山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然后又是正确的。经过这样的过程：开始以红五军五个大队守井冈山既设阵地，吸引敌人攻坚，疲劳消耗敌人，是为了使我转入外线的红四军能机动打击敌军，配合红五军打退敌人围攻，这是正确的。后因敌情变化，红四军受到谢文彬旅的袭击，他们放弃配合保卫井冈山，经赣南出闽西。他们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摆脱困难，保存自己。这时，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困守井冈山，敌军优我三四十倍，那它总会把井冈山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井冈山就成了错误。我们当时不明了红四军的情况，如能及时了解情况，早一两天突出包围，那就要比较安全些。井冈山有五条要路，三条被敌攻破了，五军决定突出重围，保全红军，避免被消灭，然后再图恢复边区和井冈山，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是那样容易决断的，如果预先没有一点准备，就很难设想。
可是，事过四十年的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说这是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围，而要同敌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违反毛泽东思想，却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他是投机分子，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又一次我和潘谈：我们还不大会做群众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至于如何在农村中建党、建政、分田，还未入门呢。今年局势要是稍微缓和一点，我们要抓紧学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分田。
他也谈了一些时局问题：蒋桂战争终究会妥协，蒋冯阎虽有矛盾，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他说要回上海去，其他地方不去了。我问从哪条路走，他说，想回浏阳老家一趟，然后走鄂东南回上海。他没有见过黄公略，那时黄已在赣江以东，万安县境内。
袁文才、王佐事件
在潘心元走后大约三四天内，一九三○年三月初，我们正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